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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七


  九月十日,西南鐵路建設總指揮部成立,統管成昆、川黔、貴昆(原稱滇黔)三條鐵路新建工程。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任總指揮,我、劉建章、郭維城、彭敏、張永勵、熊宇忠任副總指揮。下設工地指揮部,統一領導參加施工的鐵道兵部隊和鐵路職工、民工。我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郭維城任副司令員,劉建章任副政治委員,彭敏任總工程師。不久,國防部又任命我兼任鐵道兵第一政治委員。

  周總理親自部署,從各方面調集力量。九月起,鐵道兵五個師二十五個團、一個鐵路工程局十六個工程處、一個設計院,共三十多萬人,一聲令下,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就陸續開到了工地,立刻形成了西南鐵路建設大會戰的局面。空前大好的形勢,十五年來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形勢。有如抗美援朝的形勢,全國支援,中央親自抓,抓得很緊。

  會戰隊伍正在集結過程中,毛主席就急切地詢問我們:

  「人上去沒有?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沒有?」

  「人上了那麼多,吃得上吃不上飯?」

  關懷備至之情,溢於言表。

  計委、經委,李富春、薄一波同志都親自管,中央各部也都動員起來了。中央還成立了支援小組,由谷牧同志負責。

  軍委大力支持,羅瑞卿總參謀長說:「全權交給你們,你們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在施工過程中,朱德、賀龍、餘秋裡、谷牧等同志還親自到現場檢查工作。

  西南地區各級負責人更不用說了。李井泉同志和西南三省的省委書記、省長都親自去現場,專員、縣長也去。李井泉同志很早就有決心,只要修鐵路,什麼都拿出來。貴州的周林同志也是如此。貴州不像四川那樣富,比較窮,但是要啥給啥。

  西南修鐵路,全國開綠燈。

  這三四個月,我行程幾萬里,見聞頗多,一直處於興奮狀態。

  一九六四年六月,我率領中國鐵路代表團去莫斯科,出席在那裡舉行的鐵路合作組織第九屆鐵道部長會議。出國去莫斯科以前,我就已知道要修西南鐵路。從莫斯科回來,就到西昌,然後到北戴河開會、受命,再從北京回到成都,從成都沿川黔線而下,最後到達安順。西南鐵路建設總指揮部工地指揮部就設在這裡。

  在西南修鐵路,我們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今天終於盼來了這樣的大好形勢。

  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以攀枝花為中心建設三線的任務,經過七、八、九這三個月,一步比一步緊,一步比一步明確。我們對面臨的困難以及解決困難、完成任務的方針和措施也正在一步比一步地明確起來。

  這次來安順的路上,又和彭敏一道重點察看了川黔線(重慶到貴陽)沿線工程施工佈置情況。在安順,召開工地指揮部黨員負責幹部會議之後,又和彭敏一道到昆明,繼續重點察看成昆線沿線的設計施工佈置情況。

  深入實地,情況明,決心大。困難確實不小。修路隊伍進入工地,首先遇到的就是自然條件方面的困難。在全國修路的自然特點,大體分為三種類型:華北、東北平原地帶;西北沙漠地帶缺水;西南山高水深。「山高水深」有著豐富的內涵。山有多少,又有多高?水有多少,又有多深?非身臨其境者所能想像。越西地帶,南邊大渡河,北邊金沙江,形勢險要,歷史上經過四次大規模的戰爭:第一次諸葛亮,第二次石達開,都失敗了;第三次紅軍長征,勝利通過;最後一次是進軍西南,解放了。這個地方山高水急,風雨雲霧挽成一團,汽車爬不動,人有點坐飛機的味道,山水人田一般高。

  西南地區地形險惡,地質複雜,氣候多變。雲貴高原、烏蒙山區、大小涼山的地形很險惡。高山大河,狹穀急流,「鳥道難通,猴子無路」。人們說是「上有一線青天,下無立錐之地」。大河有烏江、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鐵路要三十七跨龍川江,七跨安寧河,十三跨牛日河,都是要修大橋才能過去。過山要穿洞,成昆線就有三百零五公里隧道,上百公里橋樑。除去兩頭和中間一點平地,基本上是橋隧相連。

  地質更複雜。地質學家說是處在喜馬拉雅運動範圍的。山地崩塌以後又出現地震。溶洞暗河多得很。在水城,有些北方去的工人、戰士說:「好個大西南,到處是高山,天天下大雨,吃水真困難。」水城無水,沒水吃。好容易在水城碰上二十多公里的平地,可是到處是地下水,是軟土路基,有九十多處病害工點。成昆線的「龍街粉砂」有五十多公里。這種砂子細得很,地質學家說既不能挖,也不能作填料,又不能打洞。此外,還有瓦斯岩爆,泥石流,地震區,元謀組,還有含鹽、含硝、含硫酸根等侵蝕性岩層,應有盡有,稱得上是一座「地質博覽館」。

  氣候變化大。有的地方長年陰雨,雲霧彌漫,梅花山一帶就是這樣。天天下雨,但沒水吃,光水管就接了二百多公里。那地方只有一條可渡河。可渡河不可渡,安寧河不安寧。也有的地方「山上白雪皚皚,山腰細雨綿綿,山下烈日炎炎」。公路是從陡壁上鑿開的,像棧道一樣,上邊高峰插雲,下邊是萬丈深淵。這給設計、施工帶來了極大的困難。二十世紀初,英國人想從上海修一條經過重慶、雲南到緬甸的鐵路,看了看,放棄了計劃,說根本修不了。蘇聯專家看了後也說修不通。

  成昆鐵路的困難,在中國鐵路建築史上確實是無先例的。這條路修通了,其他路就好修了。西南鐵路能修好,全國鐵路都能修。在這裡修路的特點,就是要同山水作鬥爭,同自然作鬥爭。

  除了自然條件的困難之外,還有修路隊伍本身的問題。隊伍來自全國,思想、作風、技術等都不一樣,比較複雜,有些幹部、技術人員、戰士、工人對修這三條路的思想準備不夠,情緒不穩定。

  面對這種情況,西南鐵路建設工地指揮部一成立,首先狠抓思想工作,其次抓設計,再次抓部署。

  我們結合西南鐵路的情況,提出了修建西南鐵路的方針,就是:一個思想,毛澤東的偉大戰略思想;三大任務,建路(高速度、高標準、高質量、低造價地修成三條鐵路),建章(建立一套我們自己修建鐵路的規章制度),建軍(建設一支思想、作風、技術過硬的隊伍);一個作風(即三八作風);八個字要求(即從難、從嚴、落實、過硬)。用這樣的方針來統一認識,統一思想。

  鐵路設計是修路的依據,其質量如何直接關係到工程的好壞和施工的快慢。長期以來,鐵路建設在勘測設計中存在著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東西,往往機械地搬用外國的規章制度,忽視結合中國鐵路建設的實際,不注意總結自身的實踐經驗。西南鐵路建設迅速上馬以後,對設計文件要求十分急迫。如果不能儘快改變設計工作中的陳規陋習,要適應當時那種施工「兵臨城下」的形勢需要,把鐵路建設全面鋪開,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們以毛主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為指針,要求設計人員下樓出院搞設計改革。我多次深入沿線工地現場,同設計、施工技術人員和工人一起,進行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教訓,逐步積累了二三十條比較重要而帶有普遍意義的意見,從而形成了《鐵路勘測設計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設計三十條》)。

  此時,毛主席提出要開展設計革命。不久,他在批閱西南鐵路開展設計革命的報告時,詳細審閱了這個《設計三十條》,並經黨中央同意,以中共中央文件批轉全國。在中央批示的推動下,廣大設計人員紛紛下樓出院,深入山川野外,實行現場設計,參加勘測、施工勞動,有力地促進了設計工作的進展。西南鐵路的設計,從數量和質量上保證了三十萬人的隊伍在三條線路上施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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