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傳奇(10)_學達書庫

一〇

　　然而，人類總是喋喋不休地談論著歷史，摹寫著歷史，而且都以為自己的方式是最真實的，最忠於歷史的。

　　文學以它自己獨特的形態書寫歷史。當文學以歷史素材為題材時，最能顯現自身的特色。文學並不企求描述再現真實的歷史事件，它只不過借歷史來表現作家的情感。更確切地說，文學中的「歷史」，一經作家的藝術加工，就必然具有超越歷史本身的意義，而與時代或與作家的個性發生緊密的聯繫。讀者並不能從文學中去把握歷史的真實，讀者從文學中得到的，大多是審美的喜悅。

　　所以，亞裡士多德這樣說：「歷史家和詩人的差別不在於一用散文，一用韻文，……兩者的差別在於一敘述已發生的事，一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因此，詩比歷史更富於哲學意味、更高。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

　　但任何歷史文學都具有雙重關係，「一方面與歷史有關，另一方面與日常現實有關」。批評家的責難也往往在於：這部歷史文學作品脫離史實，或不符合史實。歷史的真實是歷史文學的基本原則嗎？歷史文學首先是歷史呢？還是文學？這都是令人困惑的問題。

　　如果我們將歷史文學首先看作是文學的話，那麼，我們有理由認為歷史文學中的虛構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而且既然是文學作品，它就必然要有虛構的成分，必然要有超越於事件本身的意義。正如魯迅所說：「取古代的事實，注進新的生命去，便與現代人生出干係來。」

　　狄德羅則更為明確地表示：「歷史家只是簡單地、單純地寫下所發生的事實，因此不一定盡他們的所能把人物突出，也沒有盡可能去感動人，去提起人的興趣。如果是詩人的話，他就會寫出一切他認為最能感動人的東西。他可以假想出一些事件，他可以杜撰些言詞，他會對歷史添枝加葉。對於他，重要的一點是做到驚奇而不失為逼真。」

　　梁羽生的武俠小說被人稱為「兼有歷史小說之長」。確實，梁羽生的大多數作品都有史實的依據，他寫作的範圍涉及從隋唐到近代的中國歷史，其間的重要人物或重要事件都被寫到。可以說，他以文學的手法為這一段歷史提供了另一種獨特的視野。對於許多讀者，正是通過梁羽生的作品，才對歷史發生興趣並有所認知。

　　梁羽生認為：「雖然小說家筆下所創造的歷史未必會有確切的事實根據，然而歷史的真實和文學在歷史上所創造的真實，是有連帶的因果關係的。」「小說中的歷史人物和歷史家筆下的歷史人物不同，歷史家要敘述實在的事件，如果某人沒有做過某事，那就不能生安自造。可是小說中的歷史人物，卻不必每點上都吻合歷史事實，小說的作者可以寫可能發生的事實。舉一個例子說，根據近史，康熙皇帝當然並沒有殺死他的父親，可是在小說裡卻是可以這樣寫，因為以帝王陰毒的特性，他殺父親並不稀奇。而且在歷史上，帝王家族骨肉殘殺的事實，真是數不勝數。……當然在小說中也不能歪曲歷史，若把秦檜寫成忠臣，岳飛寫成奸臣，那就應受責駡了。但在寫秦檜之奸時，卻可以根據想像，把他奸惡的臉譜，更鮮明的畫出來，例如寫他怎樣和敵人勾結，怎樣算計嶽飛等。把歷史通過藝術的安排，把歷史人物刻畫得更具體生動，這就是對涉及歷史人物創作的要求。」

　　梁羽生對於中國歷史頗有心得，熟悉一般的正史之外，還瞭解很多野史和傳說，而且還熟稔不同朝代的官僚制度、民間風俗、社會心態等等。例如，讀他那些以南宋為背景的作品，我們對那時的民族矛盾，雙方統治階級的情態，民眾的心理等，都會有深切的瞭解。

　　他寫了許多真人真事，如義和團、武則天、魏忠賢。納蘭性德等等。他不僅寫出了這些人和事的豐富性與生動性，也寫出了自己對這些人和事的獨到認識。

　　《龍虎鬥京華》的背景是「義和團之亂」。義和團形成於十九世紀末，面對西方勢力的入侵與清政府的腐敗，它艱難地作出自己的選擇。最終以「扶清滅洋」為號召，並以極其迷信的方式抵禦西方人，成為近代史上一次非常複雜的群眾性運動。既有中國人民族主義情緒的自然流露，又有下層民眾極端排外的蒙昧心理。在不同的歷史書中，不同的史家、作家筆下，對於此次事件，有不同的說法。魯迅曾經認為「義和團」體現的只是一種獸性的愛國主義。

　　梁羽生較深入地研究過義和團，他從小說角度表現這一歷史事件時，極其深刻地描畫出義和團所處的悲劇性歷史環境，以及義和團內部「滅清」「扶清」「保清」三派的相互矛盾與鬥爭。在那樣一種混亂的局勢之中，個別「英雄」的真知灼見、卓絕才華，都無濟於事，只能付之流水。

　　在結尾他寫道：

　　中國在咆哮，大地在震撼。中國樸素的農民，第一次在全國範圍之內，拿著大刀、長矛。大棒、鋤頭，展開了對外來侵略者的抗議。是的，他們簡陋的原始武器，抵擋不了八國聯軍的槍炮。然而他們的行動，表現了中國老百姓的精神，他們不能忍受任何人騎在他們的頭上，誰敢欺侮他們，他們就要和誰拼下去。

　　經過了義和團的事件，西方列強，也感到中國人是不容易對付的了。八國聯軍的統帥瓦德西當時就說過這樣的一句話：瓜分一事，實屬下策。他也不能不震撼於中國民眾的不可輕侮了。

　　義和國失敗了，但這失敗卻是另一成功的起點。他們退出了城市，退入了鄉村，不再是幾十人的小集團，而是結合著數十數百萬人的大部隊。火種沒有熄滅，火種埋在民間。

　　在李來中退出了北京時，他才感覺到柳劍吟以前勸他不要入北京的話是對的，他們還沒有條件進入大城市。他們應該做的是生根在廣闊的農村。

　　京津失陷之後，混入義和團中的壞份子完全清洗出去了，而滿清政府也完全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對外餡媚，對內鎮壓的面目。它竟然和聯軍一起會剿團匪，中國老百姓，又受了一次大教訓：封建的統治者，是無論如何不能信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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