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傳奇(9)_學達書庫

九

　　梁羽生特別強調「家國意識」。他大多數小說的背景都處在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的時代，作為一名俠客，他首先要承擔的是拯救國家的責任，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那些俠客們總是風塵僕僕，東奔西走，或組織義軍，或劫取皇帝的貢物，或深入敵人的都城，刺取情報。

　　例如，張丹楓看穿父輩為一家一姓爭天下，不惜借助瓦刺的作法，是糊塗狹隘違反百姓利益的。在內憂外患的深重危機下，他憑著一身驚人武藝和滔滔辯才，肩負國家民族重任，奔波于塞北中原之間，屢建奇功。他胸有丘壑，卻從不矯情飾俗。亦狂亦俠真名士，能哭能歌邁俗流，活脫脫勾出人物的精神風貌。他善哭能飲，教人想起同樣善哭縱酒的魏晉名士阮籍，然而絕不似阮籍稽康的消極避世。他甘願拋卻富貴榮華，把祖傳寶物地圖獻給於謙，以作捍衛國家的義兵軍餉。

　　這些俠客崇拜的人物是嶽飛這樣的英雄。在有關宋代的幾部小說如《武林天驕》、《聯劍風雲錄》、《鳴嘀風雲錄》等，幕後的大俠都是岳飛。正是他的精神，無形地鼓勵著那些活著的俠客前仆後繼，為收復失地、重揚國威而奮鬥。岳飛的詩《滿江紅》成為這些作品的主旋律，起伏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北望中原，壯志昂揚。

　　然而，梁羽生畢竟受過近代思想的薰陶，他並沒有如歷史上的嶽飛那樣，對於皇帝無條件地服從。在梁羽生的作品中，俠客的家國意識中絲毫沒有對於當朝政權的認同，他們所要捍衛、所要挽救的，乃是人民的國家，群眾的國家，而非皇權的國家，或權臣的國家。

　　在梁羽生看來，真正的俠客是不會與官府合作的，他作品中的人物常常根據是否為官府作事而對別人作出判斷，如果是為官府作事，就是「鷹爪孫」；如果沒有為官府作事，就可能是「俠義道」中人。這是民間的是非標準，將官府與江湖視作二元對立的雙方：官府是貪婪的，是陰險的，如現代人所說的政治是肮髒的；而江湖則是質樸的，健康的，富有人情味的。

　　梁羽生似乎沒有寫過一個好的官吏，也沒有寫過一個作官的俠客。官府總是陰森森的，而且，更為令人痛心的是，總是賣國求榮。執掌政權的人不珍惜自己的國家，反而是普通的百姓和江湖俠士，偶爾也有嶽飛這樣的忠臣，為國家的命運耗盡心血。

　　這種民間的倫理觀念相當原始、單純，卻在道德淨化方面潛移默化地對於中國人起著無形的作用，也完全制約著梁羽生的寫作。當俠客們的民族主義熱情面對本民族政權的醜惡與他民族人民的無辜之時，那種以「官府」「江湖」對立為基礎的好壞觀念便油然而生。俠客們會宣稱：他們既不喜歡本民族的政權，也不喜歡他民族的政權，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雙方的人民。人民需要的是什麼呢？是安定的生活，而無論侵略或者投降，都帶給人民無窮的災難。

　　簡言之，梁羽生的俠客只是懷著為國家為人民這樣的簡潔的信念在行動。這樣的信念合乎大多數人的觀念，幾乎已是公理。但是，在好、壞、官、民、漢族、異族等等因素之間，是否真的徑謂分明，是否真的可以用倫理意識去簡化它們之間的複雜關係呢？

　　對於此類問題的缺乏深思，使得梁羽生的俠義傳統只是習俗性的民間道德觀念的再書寫，更使得他筆下的俠客形象大多顯得蒼白，感染力不強。他們在小說中晃來晃去，互相之間卻缺乏顯著的區分。如《鳴鏑風雲錄》中的公孫璞、穀嘯風等人混在一起，給讀者的印象是一團模糊，可能看到最後，連誰是誰都分不清。

　　如果俠義精神只是一種教條性的信仰，而不和豐富的人性相結合，那麼，就很難創造出有血有肉的俠客。

　　俠客也罷，別的什麼也罷，首先都必須是一個人。他必須把自己看作一個人，別人也必須把他看作一個人，否則，他可能只是某些概念的載體，從而喪失了豐富的美學內涵。

　　根據自己理解的俠義原則，梁羽生將正邪、好壞區分得相當清楚。寫正面人物時，不允許出現有損於形象的描寫。例如，他曾談到《塞外奇俠傳》的寫作：「我在書中把這一段寫成飛紅巾的初戀，是幼稚的。叛徒押不盧被壓到最配角最配角的地位。最後女英雄揮短劍刃叛徒，大是大非，一清二楚。人物形象就站高了許多。」另一位女孩子任紅綃一聽說戀人是金國的貴族，立即斬斷情絲，毫不留戀。這種塑造人物的模式是梁羽生慣用的，卻值得質疑。

　　真實的生存世界是否正邪分明？真實的人是否是定型化的，是英雄就一直是英雄？男女的情愛是否會完全受制于政治、道德的因素？這些我們都無法在梁羽生的作品中找到答案。

　　【史】

　　浮現在梁羽生筆底的風雲兒女，帝王將相，許多都是歷史上的真人真事。

　　歷史是什麼？

　　可能只是一塊石碑，一堆瓦礫，一些埋在地下的物事……無聲地訴說著那已經消逝的一切。

　　可能是許許多多的文獻記錄，在時間的流轉中，不斷地被改寫著。

　　歷史的逼真是註定的不可能，殘存的事物不會言說，而言說的文字永遠無法抵達當時的情境。

　　情境是無法再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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