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54)_王曉明

五四

　　人生之路的盡頭，自然是死了，魯迅乾脆就用它做了題目。《死》的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就是它通篇表現出、種對於死亡的無所謂。他用那樣一種調侃的筆調一談論窮人、有一點錢的人和富人對死亡的種種打算，時或仍有一點憤激，但嘲諷的意味更濃得多。他說自己就是「隨便黨」裡的一個，對死亡向來就想得很少；他又以那樣輕鬆的語氣，描述醫生如何確診了他的「就要滅亡」：他還開出那樣一張遺囑，幾乎每一條都顯出看破人生的意味；既然看破了人生，自然也包括死亡，於是到最後，他又那樣但然地對自己「死下去」時的感覺，作種種設想和估計，仿佛他毫不顧忌讀者的感受，只顧自己對自己說話了。無論對誰，死亡總是一件恐怖的事，固此，人們總是回避它，或者想辦法去改造它，窮人之想投胎，富人之預修墳墓，就都是這改造的一法。

　　但是，魯迅卻以這篇《死》顯示出一種非常特別的態度：既不回避，也不設法改造，就站在那裡談論自己的死，仿佛他對它很感興趣。他似乎確實很感興趣，這篇《死》剛發表，他去拜訪一位叫鹿地亙的日本朋友，進門第一句話就是：「你看了我寫的《死》嗎？」整整一上午，他和鹿地亙一直在談論死，從中國的鬼講到日本的鬼，從自殺講到幽靈，興致勃勃，講個不停。他曾經在一篇散文中說：「想到生的樂趣，生固然可以留戀：但想到生的苦趣，無常也不一定是惡客。」看到他這樣興致勃勃地談論死，我實在免不了要發生一種感覺，似乎他也並非將「死」看成是一位惡客。他這一生，走得那樣艱難踉蹌，越到晚年，越是緊張無趣，不但望不見將來的希望，眼前更盡是可厭的人事，甚至連自己歷來的人生奮鬥，也似乎並沒有很大的價值：置身於這種心境，再想到不遠就要到來的「死」，他是不是會產生某種「終於可以解脫了」的念頭呢？有年輕的朋友讀了這篇《死》，對他說：「你也寫得太悲哀了」，他卻回答：「沒有法子想的，我就只能這樣寫。」當預感到生命的終結即將來臨的時候，他竟沒有多大的恐懼，甚至連不安的情緒也不強烈，他的心境就是這樣，也便只能這樣寫了。我不知道許廣平讀了這篇《死》，心中是怎樣一種感受，恐怕是再沒有什麼東西，能比這種面對死亡的「隨隨便便」的態度，這種簡直可以說是對死亡的頗有興致的談論，更能夠表現一個人的生存欲望的薄弱了。魯迅會寫出這樣的回憶散文，所有真心愛他的人，理解他的人，都不能不落淚了。

　　還有更確實的跡象在。魯迅一生以寫作為基本的生存方式，每當夜深人靜，臨桌而坐的時候，他就會像一架高速運轉的機器，全身的每一個細胞都活躍起來。在這時候，文思就成了他的生命活力的最重要的表現，他的文字風格，也就成為他生理和心理狀態的最準確的注解。

　　在我看來，魯迅的文思和文風當中，最能夠顯示他的生命活力的，自然是那種非常生動的幽默意味了。無論讀他公開的文章，還是看他的私人通信，只要遇上那些幽默調侃的文字，我就總忍不住要發笑，仿佛親眼看見了他寫這些文字時的狡黠的神情，甚至會一直記起他在三味書屋裡捉弄那取巧的同學時的調皮的樣子。因此，就是陷於再嚴重的困境，只要他筆下還能流出幽默的文字，總說明他的心境還是從容的，惡劣的環境還不能擠扁他的靈魂，至少在文字的世界裡，他還能保持居高臨下的精神姿態。

　　可是，從三十年代初開始，先是在他的私人通信中，幽默的情致日益稀薄，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以後，你簡直難得再讀到一封像他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致章廷謙那樣的生動有趣的信了，似乎通信這一件事，在他已是一種負擔，他只顧匆匆地將信寫完、封掉、寄走，再也不能從容地品嘗與友朋筆談的樂趣了。接著是他的雜文，大約也從這時候起，逐漸失去了從前那樣的調侃和幽默的意味，雖然筆鋒依舊銳利、抨擊依舊有力，但失了幽默的底襯，氣勢也就弱了許多。在他的三本「且介亭」雜文集中，像《「題未定」草·六》和《的「關」》那樣仍能迸射出一線幽默閃光的篇章，是越來越少了。

　　特別是《且介亭雜文未編》中的文字，會使每一個用心的讀者都感到悲哀。無論是描述往事，還是針砭現實，也無論是稍長的散文，還是短小的雜文，作者的文氣似乎都衰竭了，文字常常顯得有一點乾巴，段落之間的起承轉合，時時會顯出生硬，甚至上一句和下一句之間，有時候也會像缺乏潤滑油似的，給你一種澀的感覺。他的雜感越做越短，抄一段報刊上的文字，再發幾句感慨，幾句評論，就完了，原先那種縱筆揮灑的氣勢和筆力，都難得再見到，好像魯迅只有那麼一口氣，不夠支撐他寫長文章了。倘遇上較大的題目，像《這也是生活》，《死》和《關於大炎先生二三事》，必得要寫得長一點，就每每會顯出文氣接不上的模樣，缺乏有力的控制和提勒。至於《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更是散漫雜亂，近乎是一路隨想，想到什麼便寫什麼，而且確實因為生病，而無力將它寫完。《且介亭雜文未編》中的文筆是潑辣的，也是老到的，但在這潑辣和老到旁邊，分明還站著文思的枯澀和文氣的衰竭。

　　一個作家在文章上都顯出了老相，是真的老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淩晨，魯迅的氣喘病突然發作。捱到天明，仍撐持著寫下一封短信，由許廣平帶去內山書店，並在那裡打電話，請來了醫生。他靠坐在椅子上，整整喘了一天，話也不能說，流汗。醫生和看護的人們用了各種辦法，都不能緩解病情。這一天晚上，許廣平每次給他揩手汗，他都緊握她的手，仿佛是要握住自已的生命。可是，到第二天淩晨六時，他還是未能挺過去，與世長辭了。

　　在苦苦地跋涉了五十六年之後，他終於走到了生命的盡頭，那盡頭是一個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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