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52)_王曉明

五二

　　為了助長孩子的天性，他甚至到了只要有可能，便不拂逆海嬰的心意的地步。可他一共才那麼一點生存空間，過去不拂逆母親，現在又要不拂逆兒子，那能夠拂逆的，便只有自己的意願了。這自然使他苦惱，於是他一面行著孝子慈父的苦役，一面又忍不住發牢騷：「負擔親族生活，實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於此事，以至頭自，前年又生一孩子，責任更無了期矣。」由新擔子的不堪承當，他甚至對老擔子也發生怨氣，有一次母親為家用向他抱怨，他竟用相當激烈的口氣回信：「其實以現在生活之艱難，家中歷來之生活法，也還要算是中上，倘還不能相諒，大驚小怪，那真是使人為難了。」他還把這怨氣發散進了公開的文章。

　　在《偽自由書》的前記裡，他敘述自己為什麼向申報的「自由談」專欄投稿，筆鋒一轉，就扯出了那失母並非壞事的老活：「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為倘有慈母，或者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並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到一九三五年春天，他甚至連母親想到上海來住一段時間，也感覺麻煩，對朋友抱怨說：「不久，我的母親大約要來了，會令我連靜靜的寫字的地方也沒有。中國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煩，就是一個人關係大多，許多時間都不是自己的。」當然，就像他一面宣告要撤下戰場，一面卻依然繼續呐喊一樣，他現在也是一面抱怨，一面卻繼續硬撐著負擔親族之累。他這許多牢騷和不滿，大都只在嘴上說說，心裡想想，井沒有真將這些擔子都從肩上除下。但是，他已經無力在內心將這不堪重負的怨苦自己化解掉，他常常要靠發洩它們來維持心理的平衡，你從這一面，不正可以看出他的承受力的減弱，他的精神彈性的日漸消失嗎？

　　精神失了彈性，脾氣就越來越壞。他從來就不是平和的人，現在是更容易動怒了。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斥責「左聯」內的那批共產黨人也好，批評他看不慣的其他文人和青年也好，他用詞常常那樣極端，神色常常那樣決絕，就說明他的理智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消退得多麼厲害。尤其在家裡，他更容易失去控制。他忍不住要對許廣平發火，而更多的時候，是獨自一人沉著臉生悶氣，甚至躺到陽臺的水門汀地面上，長時間地不理睬人。有一次與朋友通信、他毫不掩飾地發洩對許廣平的不滿：「連孩子來搗亂，也很少有人來領去……」我想，倘若能克制住心中的怒氣，他一定不會願意露出這種老太爺式的嘴臉吧。

　　越到晚年，他和許廣平的精神溝通似乎越是減弱，彼此的不滿也逐漸發展，這除了兩人在年齡、智力和性情上本來就有差異，他在晚年的精神失去彈性，性格中的一些病態傾向日益顯露，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社會上一片黑暗，家中又如此情景，他的心緒，是一天比一天更惡劣。請看他一九三五年給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上海已進入梅雨期，天氣惡劣不堪。我們仍健康，只是我年年瘦下去。年紀大了，生活越來越緊張，沒有法子想。朋友中有許多人也勸我休息一二年，療養一下，但也做不到。……前次惠函中曾提及天國一事，其實我是討厭天國的。中國的善人們我大抵都厭惡，倘將來朝夕都同這樣的人相處，真是不堪設想。」這段語的幾乎每一個字，都發散出怨怒之氣，即便開點玩笑，也還是沉重不堪，似乎凡是他思緒所及之處，都那樣無趣和可厭，滿世界就沒有一件事情，能讓他覺得寬懷。一個月以後，他更公開說：「在這樣的時候，心緒不能不壞」。連自已都覺得理當如此了。

　　心中滿裝著這樣惡劣的心緒，對人世的態度自然偏激。也就從一九三五年開始，他筆下傳出了越來越響亮的憎的鼓吹。從「文人不應該隨和；……他得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到「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語氣是越來越激烈，直到說出這樣的話：「假如我的血肉該喂動物，我情願喂獅虎鷹隼，卻一點也不給癩皮狗們吃」，仿佛是發誓要憎恨到底。就連品評歷史上的人事，他也常會特別推崇那「憎」的一面。他分辯說，陶淵明哪裡只是一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閑士，他分明還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那樣怒目金剛式的表情。

　　他又斷言，章太炎留給後代人的精神遺產，主要還不是小學上的成就，而是那以大勳章作扇墜，面垢袁世凱的威風。他甚至強烈地鼓吹報復：「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決無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及其幫閒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秘密！」字句簡直是咬牙切齒了。他這一生，經歷了無數欺淩迫害，對社會和人世的厭憎之心，勢必是逐漸加重。但是，只要有可能，他就總要壓制自己的厭憎之心，努力去相信和擁抱人生，你簡直可以說，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耗費在這自我說明和勸慰之中。然而，他現在老了，再難有那樣的心力來壓制厭憎心了，他的精神天平就必然發生傾斜，厭惡的情緒急劇地膨脹起來。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寫道：「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誠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一個人情願背負著大堆怨恨離開人世，他對這人世的絕望和厭惡，也就不可解了。

　　對自己的衰老，魯迅是非常敏感的，在與許廣平同居的最初幾年裡，這幾乎成為他一個非常忌諱的話題。一九二八年，馮乃超寫文章批評他，他對這批評本身並不重視，但看見馮乃超的文章中有「魯迅老生」的話，這其實是手民的誤植，他卻非常惱怒，以為是故意諷刺他，以後很長時間，一直耿耿於懷。周揚這一批年輕人背地裡稱他「老頭子」，結果傳到他耳朵裡，也引起他非常強烈的反應。他甚至不願意多聽別人談論他的病，他覺得這種談論是對他的衰老的一種提示，「多提示，總不免有些影響」，不如乾脆不聽。但是，忌諱也好，不願聽也好，衰老本身卻不會停止，它一天一天發展著，在他生活的各個方面顯示出來，逼得他又不能不承認它。所以，他儘管強自振作，不肯對人承認自己的病的嚴重，心裡卻很清楚，自己的生命之路，是快要走到盡頭了。一九三六年五月，他拿著在東京新印成的瞿秋白的遺著《海上述林》，對許廣平寬懷他說：「這一本書，中國沒有這樣講究地出過，雖則是紀念『何苦』[瞿秋白別名]，其實也是紀念我」，就在有意無意之間，露出了心底的不祥的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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