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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不僅如此。到了一九三五年,他甚至產生強烈的衝動,要從那政治鬥爭的戰場上整個撤下來。在一封給朋友的通信中,他舉出幾個「戰友」從背後打冷槍的例子,忿忿他說:「從今年起,我決計避開一點,我實在忍耐不住了。……短評,恐怕不見得能做了,雖然我明知道這是要緊的,我如不寫,也未必另有人寫。但怕不能了。一者,檢查嚴,不容易登出;二則我實在憎惡那暗地裡中傷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們的非買辦的戰鬥。」一九三六年五月,他又寫出同樣的信,先是介紹周揚等人如何圍攻他,然後感慨道:「近來時常想歇歇」。進入三十年代以後,他一直把與官方的對抗,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生存奮鬥,可現在,他竟憤激得連這個奮鬥也要丟開,他對這些年整個人生選擇的自我懷疑,那覺得一切都無謂無趣的消沉情緒,明顯在內心占了上風。當然,他並沒有將這些衝動全部付諸實踐,也沒有真從政治鬥爭的戰場上完全退出,有時候,他甚至還像從前那樣衝鋒陷陣,一點都不退縮。他已經那樣深地陷入與官方的政治對抗,事實上也很難輕易地退出。但是,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內心仍然一陣陣湧上這麼些撤退的衝動,他仍然那麼認真地一次次下決心,要排除身外的干擾,返回小說家和學者的書房,我實在忍不住要說,那麼在三十年代似乎被他趕開了的虛無主義的「鬼氣」,又捲土重來,堂而皇之地坐進了他的靈魂。「唯無產者才有將來」的信仰也好,和一批精神危機,反而使他在這危機中陷得更深了。

  〖第十九章 《死》〗

  魯迅老了。

  他的身體越來越差。自從一九二八年五月那場大病以後,肺結核與肋膜炎就一直糾纏著他。他經常發燒,咳嗽,開始還能靠服藥抑制,後來是服藥也不行了,一九三四年秋未,他的低燒竟持續了一個月。人日漸消瘦,顴骨凸起,甚至牙齦都變了形,和原先裝就的假牙配不攏,不得不請醫生再作矯正。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的體重降到三十八公斤,穿著棉袍子在街上走,仿佛一陣風就能將他吹倒。有一次朋友聚會,與他交往並不多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憑直覺就發現他的健康狀況非常糟糕。她請來當時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專家作診斷,那美國醫生仔細地檢查之後,神色嚴重他說,魯迅的肺病非常嚴重,倘是歐洲人,五年前就會死掉了,說得史沫特萊當場流下了眼淚。到這一年夏天,他甚至連陪客人吃完一頓飯的力氣都沒有了。一位日本朋友增田涉專程從日本趕來探望他的病情,他便請增田涉吃午飯,可是,他勉強吃了一點點,就站起來說:「我累了,上樓去休息,你慢慢吃罷」,即由許廣平扶著,慢慢地走上樓去。留下增田涉一個人,陷入不可抑制的憂慮和悲傷。

  衰老不只是一種生理現象,它更是一種心理現象。隨著健康狀況的惡化,魯迅心理上的衰弱也日漸明顯。他對物質生活條件的依賴越來越大了。中國人向來就有一種將舒適與自強對立起來的觀念,孟子那一段「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名言,就是這種觀念的經典表述。直到魯迅的老師章太炎寫《救學弊論》,還這樣斷言:「凡學者貴其攻苦食淡,然後能任艱難之事,而德操亦固。」這一套觀念對魯迅影響頗大,他在北京時就常說,獨身者生活不能大安逸,生活太舒服了,工作就會為生活所累。所以,一直到與許廣平同居,他都有意保持一種清教徒式的生活,冬天床上只墊一層薄薄的棉褥,也從不購置沙發二類鬆軟的坐具。他日常的不修邊幅,冬天的不穿棉褲,雖都有具體原因,但這種自奉儉樸以固德操的觀念,顯然是更為深層的依據。可是,自到上海以後,身邊有了許廣平那一雙手的細心照料,他這種其實是可笑的觀念,便難免發生動搖。隨著年齡增長,身體日衰,青年人的逞性之情逐漸減弱,他對物質享受的排斥態度,更勢必日漸軟化。每當農家中請客,桌子上排開五六個菜,熱氣騰騰,香味四溢,再斟上一杯濃醇的黃酒,他的神情立刻就會變得歡快起來。

  雖然在舉筷的同時,他偶爾也會說:「過著這樣的生活,是會軟弱的」,但他說話時的愉快的神態,早已經戳穿了這話的字面的偽裝,他其實是一直都喜愛這樣的享受,也甘願「軟弱」一下子的。到後來,他在觀念上也開始變了,有一次與朋友閒談,他就批評章太炎《救學弊淪》中的那段話:「這活誠然不錯,然其欲使學子勿慕遠西物用之美,而安守其固有之野與拙,則是做不到的。因為是好事」,以他那樣聰穎的頭腦,誰能想到,在這方面卻如此偏執呢?一直要到身體極度衰弱,肉體對意志的牽墜日益沉重。才放棄那種請教徒式的生活態度!當然,惟其是相當被動地放棄,他對自己目前的物質生活,就有一種相當大的依賴性。一旦發現這生活有可能改變,內心就會覺得恐慌。你一定記得,他與許廣平相愛的時候,是怎樣為了她的犧牲而感到內疚,可到這時候,他卻顧不上這些了。有一次,幾個朋友鼓動許廣平參加社會活動,許廣平也怦然心動,似乎是想答應,他竟當著那鼓動者的面,沉下臉來說:「廣平你不要出去!」他何嘗不知道男女平等的道理,也何嘗不瞭解許廣平那熱心社會活動的性格,要她整日在家裡照料他的生活,她會覺得多麼憋氣。可是,他已經離不開女人對他的照料,已經無力獨自填補放許廣平跨出家庭之後的生活空白了。我覺得,他這一次攔阻許廣平的粗暴態度,是將他心理上的不自覺的軟弱,表現得再明白也沒有了。

  從青年時代起,魯迅一直扮演一個被別人依賴的角色。可是,他現在自己成了一個依賴者,再要維持原先的角色,就自然非常吃力。在三十年代初,他還沒有明顯感覺到這一點,與人談論自己攬妻攜子的新生活,口氣相當自信:「我本來想過獨身生活,因為如果有了孩子,就會對人生有所牽掛。可是現在我的思想成熟了,覺得應該像這樣生活。」但很快他就感覺力不從心了。譬如在經濟上,他肩上的擔子就太重,以至他屢次歎氣,說以前沒有積下足夠的錢。他更痛感到,像這樣四面招呼,扶老攜幼,在心理上委實難以承受。他當初指斥國人,說他們只會生,不會養,現在他自己有了兒子海嬰,在教養上自然就格外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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