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50)_王曉明

五〇

　　自從一九三〇年五月遷出景雲裡，魯迅一直過著一種半禁閉的生活。他沒有離開過上海一步。有一次，朋友勸他換個地方療養身體，他竟聲調激越地反問：「什麼地方好去療養？！」活現出一股困獸般的煩燥。就是在上海、他的生活範圍也很狹窄。除了去居處附近的內山書店，他平常很少出門。也極少去公園或別的什麼地方遊玩，他家附近就是虹口公園，卻一次也沒有去過。有時間在夜間出門看一場電影，便是重大的消遣了。每天的大部分時間，不是坐在寫字臺邊寫，就是躺在藤靠椅上看，文字幾乎成了他朝夕相對的唯一伴侶。請想一想，像他那樣從小就性情活潑的人，就是再喜歡案頭生涯，要他老是過這樣一種生活，也勢必要覺得憋氣吧。他當然可以自我譬解，說這是為了社會和文學的進步，必然要付的一種代價，但是，惟其如此，同一營壘中的關懷，文學界中的朋友的情誼，青年一代的熱烈的關注，就顯得特別重要，因為這是對他的精神的補償，是對他的犧牲價值的證明。可是，他實際收穫的，偏偏是孤獨和寂寞。他同輩的老朋友，除了極個別的人，大部與他疏遠了；年輕的朋友中，也少有真讓他放心的人。雖然不斷地總還有人去找他，他卻看得很清楚，他們多半是有求於他。那種與知心友朋品茗飲酒，率性而談的熱烈氣氛，他是難得再親身浸潤了。他忍不住向人歎息：「向來索居，近則朋友愈少了，真覺得寂寞。」偶爾有東京時代的老朋友來訪，他更是免不了抓住他訴苦，詳細敘說獨戰的悲哀，「一切人的靠不住」。一九三六年九月，兩位年輕的日本姑娘慕名去拜訪他，他更不由自主地顯出特別熱烈的愉快和歡迎，直到許廣平遞給他體溫表，他拿著往嘴裡送的時候，還在不停他說話；她們起身告辭了，他卻一再挽留，還說要送雜誌給她們——我簡直能夠想像出他當時的殷切的神情，在那背後，正隱藏著對於孤獨寂寞的深深的恐懼。

　　付出了蟄居囚籠式的生活代價，卻換來比當年在紹興會館更加難捱的孤獨和寂寞，當夜深人靜，獨坐桌前的時候，他會怎樣想呢？一九三五年秋天，他吟出了這樣一首詩：「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發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幹。」身外是肅殺和蕭瑟，心中是無可歸依的惶惑，星斗已經西斜了，卻還聽不到報曉的雞啼，他是深深陷在一種前途渺茫，身心疲憊的沮喪情緒了。也就在寫這首詩的同時，他對一位日本朋友說：「近來不知是由於壓迫加劇，生活困難，還是年歲增長，體力衰退之故，總覺得比過去煩忙而無趣。四五年前的悠閒生活，回憶起來，有如夢境。」他所說的「四五年前」，就是指三十年代初，他當時正經歷嚴重的精神危機，也已經遭遇了一連串不愉快的刺激，心裡其實是惶惑不安的。但是，他畢竟還沒有過深地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無論外出還是居家，心境都要比現在從容得多；客廳裡又經常是高朋滿座，兒子則剛剛出生，正以無保留的天真使他初嘗為父的歡愉，生活確實稱得上是悠閒。因此，當他現在被各種寂寞、緊張、「橫站」和索居的痛苦團團圍住的時候，會情不自禁地將那時的生活稱為「夢境」，就十分自然了。他晚年會陷入這樣的困境，當初是絕沒有想到的；惟其沒有想到，一旦看清自己的現狀是如此尷尬，如此無趣，就本能地會後悔，會覺得無聊，太不值得。一個人懷疑自己走錯了路，就會不自覺地往回望，他的懷疑心越重，返回起點的衝動就越強，我覺得，魯迅那「有如夢境」的歎息，是將他對自己這些年處世選擇的隱約的後悔之情，相當觸目地表現出來了。

　　不能再維持先前那樣的奮鬥者的心態，魯迅的處世方式自然會有所改變。從一九三三年開始，他似乎越來越不願意再像三十年代初那樣賣力地衝鋒呐喊了。他自己說：「我的文章，也許是《二心集》中比較鋒利，因為後來又有了新經驗，不高興做了」。這新經驗是什麼呢？「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我倒沒有什麼灰心，……然而好像終究也有影響、不但顯于文章上，連自己也覺得近來還是『冷』的時候多了。」非但不願意再傻乎乎地一個人打頭陣，而且也不願意再像先前那樣認真，一意要與對手決出勝負：「若專與此輩理論，可以被牽連到白費唇舌，一事無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於人，都無益處。」似乎是明確要改變老脾氣，灑脫一下了。

　　不再一味呐喊，那做什麼呢？他能做的，無非還是那兩樣：或者寫小說，或者做研究。其實，自到上海以後，他一直都想再撿起這兩件事。就在最熱烈地鼓吹無產階級文學的時候，他對自己那並非無產階級的創作，也始終抱有信心。一九三一年他說：「在現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最容易希望出現的，是反叛的小資產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兩年以後，他又借恩格斯的話，強調非無產階級的暴露文學對於「現在的中國」的意義。所以，他一面換著筆名寫雜文，一面卻暗自盤算著寫小說，不但寫短篇，還要寫中篇，到了一九三三年，他更兩次向別人談及自己的創作計劃，似乎連大致的提綱都已經擬就。越是看出了自己的境巡的尷尬，在雜文和小說之間，他內心的砝碼就越會向後者傾斜。你看一九三四年十月，他替自己的寫雜文辯護，說了一大通理由，最後去。長歎一聲：「嗚呼，『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這是為我自己和中國的文壇，都應該悲憤的，」一種極為複雜的內心隱痛，幾乎要溢出紙面，你當可想像，他這樣歎息的時候，一定是記起了那些已經在腹中成就雛型，卻又先後流產的短篇和中篇小說吧。至於學術研究，他的態度也一樣，心境越「冷」，就越想專心去做。一九三二年他就向許廣平提議，是不是找個安靜的地方專心著書。一年以後，又力勸一位感慨社會墮落的朋友：「大可以趁此時候，深研一種學問，古學可，新學亦可，既足自慰，將來亦仍有用也」，將他所以想做研究的用心，和盤托出。也就從這個時候起，他屢次計劃要排除「瑣事」，「專事創作或研究文學史」，而且明確說，這是一種絕望之後的自我保衛：「往往自視亦如輕塵，然亦偶自攝衛，以免為親者所歎而仇者所快。」寫小說也罷，做研究也罷，其實都是這樣的一種「自攝衛」，他七八年前的那個「顧自己苦苦過活」的老念頭，顯然又在他腦中清晰地浮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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