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49)_王曉明

四九

　　可這樣一來，他的處境就非常尷尬。他已經和國民黨政府為敵，現在又和身邊的盟友決裂，他該怎麼辦？是乾脆採取綏惠略夫式的「獨戰」的立場，對社會上的所有黑暗——不管它在朝還是在野——宣戰？還是努力縮小這個決裂的影響，依舊堅守原來的戰位？看起來，他是採取了後一方法。他依舊將官方視為主要的敵人，只要有可能，就竭力對社會隱瞞自己和那些共產黨人的矛盾。這樣做當然很苦，他在私人通信中忍不住要抱怨：「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此所謂『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也。」

　　不過，抱怨歸抱怨，那「我們」和「別人」的內外界限，是分得相當清楚的，當然，矛盾越演越烈，最後總是掩不住；即使能夠掩飾住，也只是瞞過別人的眼睛，並不能消除魯迅自己的疑惑，因此，他一面對別人「撒謊」，一面又晴暗地向自己解釋。他說共產黨內並不是只有成仿吾和周揚這樣的人，也還有瞿秋白和馮雪峰這樣的人；他說周揚們都只是青年知識分子，並非真正的無產階級，他們雖然不成器，卻並不證明他對「無產者」的「將來」的信仰也不能成立；他更說，這些人其賣和他以前領教過的那種激進青年——如高長虹之類——是差本多的人、甚至和他深惡的那批紳士學者也有許多相通的地方……我相信，多半正是類似這樣的自我譬解，使他在給徐懋庸的公開情中，能那樣明確地將周揚們和「革命」區分開來，說他們是在「借」革命以營「私」；我甚至猜想，他所以要添上「懷疑他們是否系敵人所派遣」這樣的重話，除了發洩怒氣，也是為了再次強調這個區分吧。為了穩住自己的戰鬥立場，他真是煞費苦心。

　　但是，他再怎樣說，也不能否認這樣一個事實：成仿吾和錢杏村也好，周揚和徐懋庸也好，他們都是向國民黨官方作堅決鬥爭的共產黨人，在基本的政治態度上，正和自己大致相同。因此，即便「左聯」解散以後，他依然得承認他們是「革命者」，就在給徐擻庸的那封信中，他那樣痛斥周揚，最後也還是要補充一句：這個人「也許別有他的優點。也許後來不復如此，仍將成為一個真的革命者。」有位青年人向他詢問是否該加入那個「文藝家協會」，他回信說：「我看他們[指周揚等人]倒不見得有很大的私人的企圖，不過或則想由此出點名，……」語氣就頗為謹慎。他其實心裡明白，他對周揚們的最大的憎惡，是他們明明不尊重他，卻又要借重他，利用他，可恰恰在這一點上，他們的作法有相當的代表性，李立三找他提要求，不就是如此嗎？話再說回來，倘是一個滿身綠林氣的造反者，他對魯迅這樣的知識分子，又怎麼會有真正的尊重呢？所以，他和周揚們的矛盾，其實是體現了一個試圖堅持精神獨立的知識分子，和一個講究實際利害的政治集團的矛盾。因為面臨共向的敵人，他們似乎是聯合了，但在骨子裡，他們其實是兩路人。一九三四年底他對朋友說：「最可怕」的確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為了防後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後，格外費力。」明知道那些人口是心非，並非真正的戰友，卻依舊看他們是自己的後方，依舊想「正對」前面的敵人：他確實是不願意放棄原先的立場。可是，你仔細體味一下那「橫站」的含義，想像一下他「瞻前顧後，的杯態，這和綏惠略夫式的絕望的獨戰，又相差多少呢？他在社會戰場上的尷尬境遇，已經化解不了，他就是再不情願，也只能承認，他是又一次陷入窮途了。

　　自去日本留學開始，他一次又一次地壓制住沮喪的情緒。重新上路去開闢通途。可是，三十年跋涉下來，竟還是落入此路不通的困境，他的奮鬥意志再堅韌，恐怕也難以為繼吧。他內心的創傷已經那樣深刻，種種頹唐、猜疑的病態情緒，一直在心頭翻騰不已，再添上「左聯」內江這麼個碰壁的大刺激，他幾年來苦苦營造的奮鬥者的心態，自然就會開始崩坍。越是看清楚自己的真實處境，他就越不自覺地要往魏連殳式的思路上退縮。不但看清楚民眾的「虛偽」，重新用大力鞭撻他們，也不但厭惡成仿吾和周揚那一類共產黨人，公開和他們拉開距離。他這厭惡的範圍還日益擴大，有時候簡直是要網住他見到的多數文人和青年了。

　　他加入「左聯」的最初兩年裡，常常指摘北京的文人。他多次批評未名社的幾位年輕成員；也用了刻毒的語氣，在私人通信中貶斥當年辦《語絲》的一批老朋友。他對胡適的不滿，也在這個時候公開爆發，不但在北京對大學生演講時，直截了當地指斥胡適，還在上海的報刊上發表文章，接二連三地攻擊他。倘借用當時那「京派」、「海派」的名稱，你可以說他正是背靠「海派」，一徑向著「京派」開火。可是，他這個姿態很快就變了。一九三二年冬天他從北京寫情給許廣平，對京滬兩地文人的評價就幾乎翻了個個：「此地人士，似尚存友情，故頗歡暢，殊不似上海文人之反臉不相識也。」

　　半年以後更忿忿他說：「我與中國新文人相周旋者十餘年，頗覺得以古怪者為多，而漂聚於上海者，實尤為古怪，造謠生事，害人賣友，幾乎視若當然，而最可怕的是動輒要你生命。」擲向「海派」文人的憤怒，是明顯超過了對「京派」的不滿。也就從這個時候起，他不但和周揚那些人越鬧越僵，與別的人也屢起衝突。譬如為了辦《譯文》，就和生活書店的鄒韜奮、胡愈之等人大吵一架，不歡而散。到一九三六年，「左聯」解散以後，他又對傅東華、王統照這樣一些態度相當溫和的作家，甚至對茅盾，也漸生不滿，在給朋友的私人通信中，就屢次用嚴厲的口氣，將他們和周揚排在一起，依次批評過來。說起來，鄒韜奮們也好，王統照們也好，可以說是文學和文化界中，除共產黨之外，在社會政治立場上與他最接近的人，他對他們都心存疑慮，也就很難再找到別的同道了。不但常常怒視周圍的文人，他對青年的態度，也和幾年前明顯不同。先前對廖立峨那樣的人，他是那樣寬：容，可現在呢，遇見向他求助的青年，倘若口氣過分一些，他就會直言拒絕，措辭還相當不客氣。連對關係相當。密切的青年朋友，只要有了不滿，也會給他看嚴厲的面色。譬如葉紫，就因為問魯迅為什麼不給他回信，而得到這樣的回答：「我現在特地聲明：我的病確不是裝出來的，所以不但叫我外出，令我算帳。不能照辦，就是無關緊要的回信，也不寫了。」他甚至斷言：「今之青年，似乎比我們青年時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為了一點小利，而反噬構陷，真有大出於意料之外者，歷來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難盡，但我是總如野獸一樣，受了傷，就回頭鑽入草莽，舔掉血跡，至多也不過呻吟幾聲的。只是現在卻因為年紀漸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漸在回避了。」他這是說得非常坦率，文人也好，青年也好，他已經沒有足夠的心力，再繼續像先前那樣信任他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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