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48)_王曉明

四八

　　充軍西伯利亞也罷，殺頭也罷，這都是對於將來的假設，可就在上海，在文學界，魯迅和那些尊他為領袖的共產黨人，還有更直接的矛盾在。它的起因就是「左聯」。嚴格說起來，這其實是一個倉促建立的組織，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那些年輕人正在報刊上戰得昏天黑地，共產黨的領導人卻出來調停，強拉雙方坐到一張桌子邊上來當戰友，你想想，倘不是出於「大敵當前」式的利害考慮，彼此怎麼肯這樣克制？因此，即便表面上是握手言和了，魯迅也好，那批激進的青年也好，心裡的不快依然梗著，不但魯迅依舊討厭成仿吾，蔣光慈也依舊看不上魯迅，就是錢杏村，他可以服從命令，不再寫文章罵魯迅，但在心裡，他卻並不認錯，直到「左聯」成立以後，他都一再說，他看不出前兩年批評魯迅有什麼措。這也難怪。魯迅和這批年輕人，思想上完全是兩代人，魯迅看他們是淺薄做作，他們看魯迅則是落伍守舊，這樣西種人躇在一條壕塹裡，磕碰還會少嗎？

　　就在「左聯」成文的第一天，矛盾就暴露出來。魯迅在成立大會上講話，依然批評創造和太陽社「專事於吹擂」，「力量實在單薄」；聽者中間的那年輕人，則有好幾個在會後公開指責：「他說的還是這些話！所謂「這些話」，不單是指魯迅依舊記仇，也指他還是老生常談，說不出一句新鮮話。幾個月後，在那次為魯迅祝壽的集會上，魯迅剛講完，一位年輕人就搖著頭對身邊的人說：「這大令人失望啦！……他對無產階級文學的態度，使青年人為之沮喪……」當然，這些都還是一般的思想上的分歧，說過也就算了。隨著魯迅逐漸介人「左聯」的領導工作，他和一些共產黨人的矛盾，還摻進了具體的人事糾葛，變得日益尖銳起來。比方說，原先共產黨人擬定的「左聯」發起人名單中，是沒有郁達夫的，因為魯迅狼詫異：「怎怎麼沒有郁達夫？」才勉強添補上。可郁達夫這個人，身上實在沒有多少「左翼」的氣味，平常處世，倒多半是一派名士風度，散曼得很。他很少參加「左聯」的活動，後來還乾脆寫了一封信給「左聯」。說他不能常來開會。「左聯」和它隸屬的「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的實際主持人，都是組織性頗強的共產黨員，怎麼能容忍這件事？一怒之下，就把郁達夫開除了。這自然使魯迅極不高興，你們怎麼能把我介紹的這樣一位文壇宿將，隨意開除呢？到一九三二年，因為批評「左聯」刊物《文學月報》上的一首詩，魯迅又得罪了這份」刊物的主編周揚。偏巧從第二年開始，周揚成為「左聯」中的共產黨負責人，於是魯迅和周揚的個人矛盾，就演化為他和「左聯」中一群共產黨人的矛盾，說起來也真是冤枉，魯迅所以要批評那首詩，正是聽了「左聯」中另一位共產黨員馮雪峰的建議，因此，他當初和創造社、太陽社那批年輕人之間的一點意氣，現在卻和他與「左聯」中的共產黨人的矛盾，和這些共產黨人自己之間的矛盾，都糾纏在一起，怎麼也解不開了。

　　既然解不開，矛盾就勢必要逐漸激化。一九三三年春，「左聯」的四位成員聯名發表文章，替《文學月報》上的那首詩辯護，斥責魯迅是「右傾機會主義」，是「帶著白手套的革命家」。一九三四年，則又有一位「左聯」的青年成員化名「林默」，說魯迅當時在報紙副刊上發表的短文是「花邊文學」，「往往滲有毒汁……」也就在這一年，周揚等人以「內奸」的嫌疑，革去了與魯迅素來親近的胡風的左聯書記的職務，使魯迅非常不滿。本來胡風當書記時，他每月捐二十元錢作「左聯」刊物的印刷費，周揚們這樣一來，他就不捐了。周揚便在背後指責魯迅「吝嗇」，這話後來傳入魯迅耳中，自然更添一份厭惡。到一九三五年夏天。又有一位一左聯」中的共產黨員化名指責魯迅，說他和敵人「調和」，而使追隨他的青年人「死得不明不白」。攻擊的言辭，是一次比一次激烈了。類似這樣的事情，當然不止我舉出的這幾件；魯迅又特別敏感，幾乎每一次都能猜出化名攻擊者的真實面目，他的反擊，就往往相當厲害。當初你成仿吾罵我是「有閑，有閑，還是有閑」，我就乾脆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雜文集名為《三閑集》，且在序言中指明，這是「射仿吾也」。你林默扣我一頂「花邊文學」的帽子，我就乾脆摘來作這些短論的總名，而且也在序言中指明：「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裡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他更用種種不指名的方法，回敬周揚和他的同志。譬如編自己和許廣平的通信集，他就屢屢在舊信中插進新的議論，像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的那一封，原就有自己和青年人合作而總無好結果的慨歎：「每每終於發見純粹的利用，連『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後，只剩下耗了氣力的自己一個」，魯迅重抄時。就特意添寫道：「有時候，他還要反而罵你；不罵你，還要謝他的洪恩，」這就明顯是針對周揚那一類人，是借昔日的牢騷，來抒遣今天的不滿了。有時候，他甚至將這種不指名的斥責直接送到那化名攻擊他的人面前，譬如他知道了是田漢化名攻擊他，就在寄給田漢當主編的《戲》週刊的文章中，直截了當地寫道：「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僧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

　　魯迅是個記仇的人。一九一二年在南京，他和朋友尋訪旗營舊址，只見一片燒黑了的斷壁殘垣，幾個滿族老婦人如小鼠般蟄居其內，情景非常悲慘，可他談起當年騎馬過旗營時遭受的辱駡，語氣間仍有餘恨。對時隔多年的往事，他尚且如此，現在和「左聯」中那批共產黨人的矛盾，可謂舊隙添新怨，他的怒氣就更難以抑制。偏偏周揚那些年輕人，血氣方剛，對魯迅的不滿還有增無減。一九三六年春天，他們按照來自「共產國際」內的中共代表的指示，突然將「左聯」解散，另外建立一個幾乎將上海文學界的各種頭面人物都包容在內的「文藝家協會」，又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取代原先的「無產階級文學」——幾乎是一個急轉彎。在這整個急轉彎的決策過程中，魯迅身為「左聯」盟主，明確表示反對，卻毫無作用，周揚們只是派人將自己的決定通知他，並不管他是否贊同。

　　這無疑是火上澆油，惹得魯迅大怒了。他向來就討厭別人利用他，雖然一次次壓下火氣，重新與人合作，這火氣卻不會消散，反而因為在內心重疊積壓而釀成更大的爆破性。周揚們這一次解散「左聯」，恰恰在這一點上激怒了魯迅：當初你們三番五次來找我，一定要按我坐在「左聯」的第一把椅子上，現在說解散就解散，這豈不是太過分了？你們這樣對待我，我又何必再和你們攪在一起呢？於是，他先對替周揚傳話的茅盾說：「對他們這班人，我早已不信任了！」又寫信通知他和周揚之間的另一名傳話人徐懋庸：「我希望這已是我最後的一封信，舊公事全部從此結束了。」他堅決不參加那個「文藝家協會」，還公開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作為旗幟，豎在周揚的「國防文學」對面。當收到徐懋庸固此寫來的批評信，責備他「助長著惡劣的傾向」時，更是怒不可遏，對朋友說：「寫這信的雖是他一個，卻代表著某一群。」他針鋒相對，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回信，還送出去公開發表。他在信中斥責周揚佩「大半不是正路人」，是「借革命以營私」，甚至說他「懷疑他們是否系敵人所派遣！」直到逝世前一個月，病在床上，還寫信向朋友表示：「這裡的有一種文學家，……他們自有一夥，狼狽為奸，把持著文學界，弄得烏煙瘴氣。我病稍愈，還要給以暴露的，那麼，中國文藝的前途庶幾有救」，簡直是將鬥爭的主要矛頭，指向這群共產黨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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