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47)_王曉明

四七

　　心中存著這樣一面古代的鏡子，腦中又時時閃過歷史循環的念頭，魯迅對現實中的人事，看法就自然會和周圍的人很不一樣。一九四年，周作人在上海的《人間世》雜誌上發表一首打油詩，編者又加上「五十自壽」的標題，引來蔡元培、錢玄同等人的一連串和詩，一時間頗為熱鬧。這引起上海等地的左翼青年作家的不滿，紛紛撰文批評，有的措辭還相當激。烈，鬧得沸沸揚揚。魯迅和周作人早已交惡，又身為「左聯」的盟主，他卻保持沉默，一言不發。但在寫給朋友的信中，卻有這樣的看法：「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懍。……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入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

　　對周作人們雖有不滿，但主要的鋒芒，卻是指向了那些圍攻他們的人。這也自然，早在一年前，他就用非常尖銳的語氣，抨擊過這種懦怯的「卸責」術：「我實在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規定國民必須哭喪著臉的明文了」，因為「人類究竟不能這麼沉靜，當大敵壓境之際，手無寸鐵，殺不得敵人，而心裡卻總是憤怒的，於是他就不免尋求敵人的替代。這時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周為他這時便被叫作：『陳叔寶全無心肝』。」正是那種將過去和今天看作一回事的獨特的思路，使他有了這樣犀利的眼光，以這樣的眼光望過去，周作人就恰似一個現代「陳叔寶」，他的反感，自然不會只對準他了。「左聯」的許多年輕人都在那裡憤憤地聲討周作人，魯迅卻回過身來看透了他們的心腸，而這是連他們自己也未必能看清的，魯迅與他們的精神距離，實在是太大了。

　　他自己也知道，譬如一九三〇年春，他依照自由運動大同盟的安排，接連去上海的兒所大學演講，同盟的主持人希望他多講些社會鬥爭，他卻只講文學，而且在通信中告訴朋友：「我本不知『運動』之人，所以兒所演講，多與該同盟格格不入……」心裡就明白得很。他不但在私人通信中這樣說，在有些公開的場合，他也這樣說。

　　一九三〇年秋天，上海文化界的共產黨組織通過美國記者斯沫特萊，租了一家荷蘭人開設的西餐館，給魯迅祝五十歲的壽辰。到了那一天，上海的幾乎所有左翼文化團體都派代表來參加，把那家餐館擠得滿滿的，氣氛相當熱烈，魯迅也很高興。可是，當他站起來致辭時，卻說出這樣一番掃興的話：我現在被人請求出來領導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我的幾位年輕的朋友還堅持要我做一個無產階級作家。我要是真裝作一個無產階級作家，那就幼稚可笑了，我的根子是植在農村中、農民中以及學者的生活中。我也不相信中國的知識分子的青年，沒有對工人、農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體驗，就能創作出無產階級的文學……這整篇講話，簡宣好像是故意在強調他和那些給他祝壽的人的精神差別，後面那幾句，更是明顯夾著刺了。他對那些明明和他一樣——或者還不如他，卻搖身一變，以無產階級自居，大罵他落伍的人，一直耿耿於懷，只要有機會，他就要指責他們的善變：「從之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不要腦子裡存著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無產階級！』」他這樣去指責別人，自己就更會警惕，即使真是非常欣賞那激進的左翼浪潮，他理智上也會不斷地提醒自己站穩雙腳，不要使自己整個陷進那潮水中去。所以，連向激進的青年表示奮鬥的決心，他往往也很注意分寸，只是說「呐喊助威，則從不辭讓」，並不自居為中軍。直到一九三五年，他還對一位親近的朋友這樣描述自己：「使我自己說，大概也還是一個破落戶，不過思想較新」，依舊是沿用十年前那個「中間物」的說法。看起來，一直到最後，他都還保持著這份清醒的自覺，他知道自己究竟是怎麼一個人。

　　〖第十八章　「橫站」〗

　　既然骨子裡還是一個「五四」式的知識分子，魯迅在政治鬥爭的漩渦裡陷得深了，就難免會覺得格格不入。一九三〇年五月，他剛剛和共產黨人結盟，共產黨的一位領導人李立三，就秘密約見他，直截了當地提出要求：「你在社會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響。我希望你用周樹人的真名寫一篇文章，痛駡一下蔣介石。」魯迅婉言拒絕：「文章是很容易寫的。……不過，我用真名一發表文章，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李立三竟說：「這個問題好辦！黃浦江裡停泊著很多輪船，其中也有蘇聯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蘇聯去了。……」口氣如此粗魯，一點也不掩飾他對魯迅的利用心，好像看得他如同一枚炸彈一樣，這教魯迅怎麼受得了，他當然卞口拒絕了。幾年以後，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又讀到了另一位有名的共產黨人的詞，強烈感覺到其中回蕩著一股「山大王」的豪氣。山大王者，綠林豪傑也。魯迅對這一類人物，向來不敢輕信。當初在東京參加光復會，他就領教過他們的厲害，所以才會對朋友預言，倘若他們造反成功，像自己這樣的人恐怕都得遭殃。民國初年在紹興，他又從王金髮身上證實了這個預言，這位也參加過光復會的山大王，掌權沒幾個月，不就派兵搗毀報館，對昔日的同志肆行高壓了嗎？自那時起，他眼見一批批造反者成功之後，是如何迅速地翻臉變相，變得比前任更加專橫。不但山大王們是這樣，受過新式教育的青年人也這樣，三十年代在上海查禁他的著作的政府官員中，就頗有「五四」運動時衝鋒呐喊的闖將，以至他那樣感慨：「其實現在秉政的，就是昔日所謂革命的青年也。」他所以用循環論去解釋中國的歷史，除了依據史書上的記載，他親身經歷的這些造反者的可怕，也是一個重要的刺激吧。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甚至對一切打著新旗號的造反者都心存戒備。譬如一九三三年深秋，一批政府軍的軍官在福州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開打出反對蔣介石和中央政府的旗幟，共產黨自然全力支援，上海的一些熱血青年，也紛紛前往助陣，魯迅看在眼裡，暗暗搖頭，他寫信對朋友說：幹聞此地青年，又頗有往閩者，其實我看他們[指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主持者]的辦法，與北伐前之粵不異，將來變臉時，當又是殺掉青年，用其血以洗自己的手而已。」當他寫這段活的時候，陶煥卿的霸氣，王金髮的專橫，乃至廣州「清党」時的種種慘狀，都會在他心頭一一閃過吧。對規代中國的形形色色的造反者，他已經存了這樣固執的看法，現在又從李立三等人身上，看見了如此赤裸裸的功利心，如此無掩飾的綠林氣，他會作何感想呢？一九二八年他曾寫道：「所怕的只是成仿吾們真像符拉特彌爾·伊力支[即列寧]一般，居然『獲得大眾』；那麼，他們大約更要飛躍又飛躍，連我也會升到貴族或皇帝階級裡，至少也總得充軍到北極圈內去了。譯著的書都禁止，自然不待言。」這實際上是重複了當年在東京作的那個預言。而到一九三六年，他和共產黨人結盟六年之後，他競又一次重複這個預言。有一回和馮雪峰閒聊，談著談著，他突然用玩笑式的語氣說：「你們來了，還不是先殺掉我？」馮雪峰愕然膛目，趕忙搖手：「那怎麼會呢，那怎麼會呢……」這位老實的年輕人是太不理解魯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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