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46)_王曉明

四六

　　既然給社會診病的時候，他常常還是照著老思路，他接著提治療意見，就難免還是要抄舊方。一九三二年他去北平輔仁大學演講，先說日本侵佔東北，接著又講上海的「一·二八」事件，照一般的聽眾想來，他總該大罵日本了罷。可他不，反而拿日本人和中國人作比較，說日本人凡事都很認真，中國人卻鬆鬆垮垮：「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黴是必然的。」這就露出了當年《新青年》同人做文章的老習慣，總是拿外國的事情來襯顯自己的缺陷。事實上，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不斷地重複這種中國人必得向外國學習的「五四」式的啟蒙主張。他說中國人的「啞」，是因為精神上的「聾」，倘再不輸入精神的糧食，中國人便要成為尼采所說的「未人」。

　　於是他提倡「拿來主義」，再三強調，說這是當務之急：「啟蒙工作在現在是最需要的。……知識分子別的事做不了，翻譯介紹是總做得到的。」他甚至又拾起十年前那個文法「歐化」的老話題，一連寫好幾篇文章來討論它。直到生病躺在床上，還想著要用日本人的認真態度，作一帖靈藥，來救治四憶中國人的「馬馬虎虎」：「不治好這種病，就不能救中國。」越是生病發燒，頭腦昏昏沉沉，這種《熱風》式的思路反而越清晰地浮現出來，他的深層意識，實在還是「五·四」精神的天下。也許是因為自己有了孩子，對下一代的前途有了更深切的憂慮，他從一九三三年起，又接連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籲。譬如那一篇《上海的兒童》，就仿佛是《隨感錄·二十五》的續篇；一九三六年的《立此存照（七）》，更是直截了當地重複「救救孩子」的呼喊。十年前他就表示，「救救孩子」式的議論是大空洞了，可到頭來，他還是忍不住要發這樣的議論，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了。

　　這種抄錄舊藥方的情形，甚至體現在他的用詞上。一九三三年夏天，他解釋自己為什麼要換著筆名給《申報》的「自由談」專欄投稿：「一是為了朋友的交情，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呐喊，也還是由於自己的老脾氣。」他對這「老脾氣」的描述，就是用了十年前《自序》上的老詞匯。一九三四年春末，他又重提那個「染缸」的比喻：「每一新思想，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片」，並且斷言：「此弊不去，中國是無藥可救的。」一九三六年他乾脆以「我要騙人」作文章的題目，一開始就講「我不愛看人們失望的樣子」，結尾時又引用莊子「相濡以沫」的名言，使你禁不住要產生錯覺，仿佛是在重讀他一丸二七年給有恆的那封信，不但意思，情緒，連詞句都那麼像。文人的思想旨趣，常常就表現在他使用的一些特定的詞上，這些語詞體現了他看待人世的獨特角度，凝聚著他對人生和社會的獨特的認識，因此，他選用這些詞而不是那些詞，絕不只是一個表達的選擇，而往往是一個思路和立場的選擇。在三十年代，像「染缸」、「看客」、「歷史的螺旋」、「竊火者」、「呐喊」、「奴才」、「救救孩子」、「流言」……這些他早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就已經頻繁使用的中心語詞，又從他筆下紛紛走出來，還有什麼，能比這更清楚地證實他的頭。腦的依舊呢？

　　也就從三十年代初開始，他一面說：「唯無產者才有將來」，一面又讀起了中國的史書，尤其是宋、明兩代的野史。他會在這個時候去讀這些書，本身就說明了他對現實的絕望，正像他自己說的：「一個人處在沉悶的時代，是容易喜歡看古書的。」他向來有一種從今天看出昨天的銳利的眼光，三十年代的中國又恰似大廈將傾，一派未世景象，他越是細讀宋、明野史，就越覺得自己也正活在那樣的時代。心裡這樣想，筆下就不免也要這樣寫，於是他三十年代的私人通信和公開文章中，不斷出現了以古比今的文字。

　　無論是向東京的朋友介紹國內的恐怖統治：「生人箝口結舌，尚虞禍及，讀明末稗史，情形庶幾近之」，還是向北京的熟人描述火車上遇見的「護教團」：「每當歷代勢衰，回教徒必有動作，史實如此，原因甚深」；也無論是鄙薄謠言家：「明末，真有被謠言弄得遭殺身之禍的，但現在此輩小氓，為害當未能如此之烈」，還是輕蔑「圍剿」者：「看看明末的野史，覺得現今之圍剿法，也並不更厲害……」他都忍不住要舉出古事來比較。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他接連寫出《儒術》、《隔膜》、《買（小學大全）記》等一系外文章，從今天的一件小事，引出古書的一段記載，再拿了那樣的記載，轉回身來解釋今天，文字從容灑脫，筆力卻非常遒勁，隔了十年之後，又一次煥發出《春末閒談》和《燈下漫筆》那樣深沉透徹的神采。直到一九三六年，他還不斷以明末的事情，來比附現實中文學家的「逸民氣」和老百姓的怯懦性，那種以為自己正是活在宋季和明末的強烈感覺，始終沒有消散。

　　一旦沉浸在這樣的感覺裡，他就不知不覺會傾向於歷史循環論。一九三四年，他在內山書店的一次聊天中說，在中國，「只要建立一個政府，就一定用儒家思想控制庶民」，「這個儒家思想的強制一方搞得很厲害的時候，就會發生有名的東西——革命。這個革命一旦巧妙獲得成功，革命政府就出現了」；它在最初階段，當然要「說點新事情，但是不知不覺間又跑到以儒家思想強制庶民的地方去了」；待到它「搞得很凶的對候，下次革命就又會一下子發展起來」……這不恰好是一種典型的循環論認識嗎？正是依據這種認識，他寫出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和《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也正因為有這種認識，他連寫《北人與南人》這樣的隨感，也禁不住要用諷刺的語氣，說出「如果此後的歷史是不再回旋……」這樣的反話來。甚至他有心要鼓吹歷史進步的觀念，一不留心，還是會露出循環論的尾巴。一九三四年他寫信對人說：「中國的事，大抵是由於外鑠的，所以世界無大變動，中國也不見得單獨全域變動，待到能變動時，帝國主義必已凋落，不復有收買的主人了。然而若干吧兒，忽然轉向，又掛新招牌以自利，……卻未必會沒有。這除卻與之戰鬥以外，更無別法。這樣的戰鬥，是要繼續得很久的。所以當今急務之一，是在養成勇敢而明白的鬥士。我向來即常常注意於這一點，雖然人微言輕，終無效果。」開頭是馬克思主義式的樂觀，結尾卻是近於沮喪的悲觀，這一百八十度的急轉彎，就是循環論思想介入的結果。

　　在他晚年；這循環論思想那樣強烈地誘惑他，他只好叉取出「大時代」偽理論來抵擋。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說：「現在只要有人做一點事，總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來非難的，例如問『木刻的最後的目的與價值』，就是……人是進化的長索上的一個環，木刻和其他的藝術也一樣，各在這長索上盡著環子的任務，助成奮鬥、向上、美化的諸種行動。至於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後怎樣呢？現在還沒有人能夠答覆。也許永久，也許滅亡。但我們不能因為『也許滅亡』就不做，正如我們知道了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卻還要吃飯也，」從具體的木刻藝術，他一下子扯到人類生存的終極意義，可見那「將來究竟會怎樣」的疑問，在他心頭是墜得多麼沉。他所以用這種「且不管它」式的回答來搪塞，就說明他實在是打不起精神，再對人強說「將來一定進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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