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45)_王曉明

四五

　　當然，魯迅井沒有加入共產黨。他也不會加入，在內心深處，他對政治性的團體向來就有戒心。一九二五年春未，他國答許廣平關於參加國民黨的詢問，就明確說過：「如要思想啟由，特立獨行，便不相宜。如能犧牲若干自己的意見，就可以。」他早年在東京就不願意當刺客，現在又經歷了二十多年的人生鳳雨，將個人的獨立看得更重，當然不會再加入什麼政治團體了。因此，他和共產黨人的聯合，就主要是以他那一枝筆，和那個令人眼亮的名字。事實上，當時的共產黨領導人所以再三敦促成仿吾、錢杏村這些人，要他們收起對魯迅的敵意，主動去聯合他，甚至尊他為「左聯」的領袖，也就是看中了他的名字和筆。

　　魯迅大概也知道，所以，凡是共產黨方面要求他寫的文章，只要和自己的見解抵觸不太大，他就總是勉力照寫。在這樣寫下的文章中，他也總是盡力以共產黨人的口吻說話，對國民黨政府痛加斥責。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一九三四年冬天的《中國文壇上的鬼魅》，就是兩則突出的例證。有時候，他甚至願意按照共產黨的要求發表對時局的看法。一九三一年，上海有一家《文藝新聞》雜誌請他評論日本侵佔中國東北的意義，他就寫道：「這在一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懲膺』他的僕役——中國軍閥，……在另一面，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群眾，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幾乎可以說是完全照著共產黨——不僅是中國的共產黨，還有斯大林的共產黨「第三國際」——的意思來回答了。至於將自己的名字列在共產黨組織的各種宣言上，次數就更多了。連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他都和茅盾聯名拍電報去祝賀。甚至馮雪峰自作主張，以他的名義買了火腿，作為給毛澤東的禮物送去陝北，他事後也表示同意。他臨逝世前，請馮雪峰代擬《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中有這樣一段話：「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他過目時並不塗改，同意就這樣送出去發表，就更說明了，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年，他都非常看重和共產黨人的聯盟，要竭盡所能，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從將蘇維埃俄國描繪成理想的樂土，到與中國的共產黨人公開結盟，魯迅在短短的幾年間，擺出了一個與從前明顯不同的新姿態，十年前他告誡年輕人，萬不可做關於將來的夢，可現在呢，他自己就不斷向人描繪這樣的夢；十年前他已經認定，無論那些人自稱什麼，都不過是在爭奪地獄的統治權，可現在他公開跨進那爭奪的戰場。他自然是不得已，借用他自己的話說：「即如我自己，何嘗懂什麼經濟學或看了什麼宣傳文字，《資本論》不但未嘗寓目，連手碰也沒有過。然而啟示我的是事實，而且並非外國的事實，倒是中國的事實，中國的非『匪區』【這是當時國民黨官方對「蘇區」的稱呼】的事實，這有什麼法子呢？」你甚至還可以說，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根本就沒有徹底堅守自己確信的可能，他們置身那樣險惡的處境，總難免會在某些時候，以某種方式，放棄自己的確信，來換取起碼的生存。雖然事實並非一定如此，我卻願意相信它是如此，差不多整整一個世紀了，那種無論處在什麼情況下也不肯違背信念的知識分子，你能看到幾個呢？倘說魯迅如此明顯地改變面目，正體現了他逃離精神「待死堂」的第三次努力，這努力能夠成功嗎？

　　〖第十七章　「還是一個破落戶」〗

　　魯迅畢竟是「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性情又和郭沫若那一類人很不相同，不習慣在精神上迅速地脫胎換骨，因此，無論他怎樣認真讀那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也無論他在筆下添加多少「無產者」、「史底唯物論」之類的新名詞，他的言談「舉止，總還是和共產黨人大不一樣。即便寫那些有特定意義的政論文章，譬如《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他特別用心，勉強能像一些，一到寫雜感，寫短評，寫那些直接針砭社會現象的議論文，他的本相還是會暴露出來。

　　例如，一九三〇年他寫《習慣與改革》不但斷言「多數的力量是偉大的」，還特別引證列寧的話，稱他是「真實的革命者」，你乍一看，會覺得他簡直就是馬克思的信徒。可再仔細讀下去，就不對了：「有志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們拉回舊道上去了」，這不還是將民眾看成愚昧守舊，以為他們是黑暗的最有力的支柱嗎？說來說去，他還是重複在北京時那「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的呼籲，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作封面，內頁還是《新青年》。在整個三十年代上半葉，他只要談到民眾，多半都還是重複以前的看法。他屢次打比喻，說現代中國的歷史就是幾個人輪番變戲法，老百姓呆頭呆腦地圍著看：「許多年間，總是這一套，也總有人看」，仿佛是給《示眾》那樣的小說添注釋。回憶往事，他記起家鄉舊時的「墮民」，不禁感慨他們「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還得出錢去買做奴才的權利」；翻翻報紙，又看見上海市民一窩蜂放爆竹救月亮，余姚農民則迎神求雨，還把一位阻擋者當場咬死，他更悲憤地問道：「依舊是舊日的迷信，舊日的訛傳，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這悲劇何時完結呢？」

　　愈到晚年，他對民眾的揭發還愈深刻。在二十年代，他常常把老百姓的愚昧歸給於麻木，認為統治者已經用愚民政策征服了他們的靈魂：可到一九三四年，他卻說：「在中國，其實是徹底的未曾有過王道，……人民之所漚歌，就為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一年以後他又說：在一般百姓身上，「忍從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為恐怕也還是虛偽。」倘把這些話和他另一段也說於這時候的話聯繫起來看：「暴露幽暗不但為欺人者所深惡，亦且為被欺者所深惡」，你會得出什麼印象呢？中國的人民並不是麻木到不知道自己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他們明明知道，卻不敢反抗，於是就裝作麻木，裝作不知道，於是也就特別痛恨那些試圖指明真相的人，因為正是這些人攪得他們不能再順順當當地自我欺騙，不能再照老樣子苟活下去——這是怎樣陰暗的看法！原來他對中國的民眾，依舊是抱著這樣絕望的認識，他那些硬著頭皮替他們辯護的言辭，恐怕他自已也不會全信吧？別的且不說，單是那個「變戲法」的比喻，就足以把他對群眾「雞來迎雞，狗來迎狗」的辯解，一下子化解掉。在逝世前半年，他對一位朋友比較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國民性。「日本國民性，的確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這簡直是回到三十年前，他和許壽裳討論國民性時的看法上去了。怎樣理解中國的「人心」，歷來是中國文人思想的一個基本出發點，魯迅也是如此，他對社會和自己的看法，有許多都是從對「國民性」的認識中生髮出來。在這個如此重要的認識上，三十年過去了，他幾乎沒有多大的改變，他自己大概也料不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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