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44)_王曉明

四四

　　能夠將知識分子一分為二，他也就獲得了心理平衡，他現在可以隱約地自居為新知識分子，而放縱他對「舊」知識分子的失望。楊杏佛被刺以後，知識界一片恐怖，有些人難免諒慌過度，他就連聲感歎，說知識階級就是怕死：「蓋怕死亦一種智識耳。」讀了一些描述東北抗日遊擊隊的筆記，他又借題發揮：「我覺得文人的性質，是頗不好的，因為他智識思想，都較為複雜，而且處在可以東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堅定的人是不多的。」有一次和朋友閒談，他更斷然說：「知識分子，實在是應該輕蔑的，他們花樣多，……有些事情就敗於他們之手。」他這些話當然都有具體的所指，但人有了知識便會軟弱和東倒西歪，卻是他初到上海時就有的想法。這個想法現在竟發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他用如此輕蔑的口吻來談論知識分子，這些又都是私下的談論，並非公開作態，我實在要感歎，那種將「堅定」和「勇敢」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的戰鬥意識，對他思想的影響是太大了。

　　魯迅重新解釋了知識分子，也就重新解釋了文學和藝術。既然新的知識分於是大眾中的一員，他們的工作都屬革命運動的」一翼」，他們中一部分人所從事的文學和藝術創造，也就自然可以用未作政治鬥爭的工具。還在一九二八年他引述蘇俄「那巴斯圖」派有關文藝只具有階級性的理論時，就作過這樣的兩可的評價：「這問題看去雖然簡單，但倘以文藝為政治鬥爭的一翼的時候，是很不容易解決的」。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說：「我是不相信文藝的旋轉乾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別方面應用它，我以為也可以，譬如『宣傳』就是。」到了三十年代，他更大進一步，多次從正面強調文學藝術的宣傳功能。看見有人指出「文學不是宣傳」，他還作文抨擊：「誰用文字說『文學不是宣傳的』，也就是宣傳」，「要於社會毫無影響，必須連任何文字也不立。」這其實是偷換概念，因為對方說的「宣傳」，和他說的「宣傳」不在一個層次上，與所謂「社會」「影響」，更是兩個意思。但也惟其如此，他為文藝的宣傳功能辯護的急切之情，倒是充分表現出來了。

　　這種急切之情是來自他讀過的那些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書？實際上，他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認識，主要是取自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兩人的著作，尤其是前者的那一本《藝術論》。籠統來講，馬克思主義當然是偏重功利的，但你看魯迅對普列漢諾夫的推崇，在他舉出的幾個「尤合於介紹給現在的中國」的觀念中，卻有「要宣傳主義，必須預先懂得這主義，而藝術家，適合於宣傳家的職務之處卻很少」這一條。每個人讀書，都有自己的取捨，魯迅閱讀普列漢諾夫的時候，正在和創造社那批只認教條，不尊重文學本性的年輕人打筆仗，就自然會特別注意普列漢諾夫對文學自身價值的強調。他那樣含糊其辭地評價「那巴斯圖」派，也因為他實在知道，藝術並不只是政治手中的工具。所以，單是讀那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事，並不就能使他信奉「文藝就是宣傳」，他現在這樣衝動地強調文學的宣傳價值，還是因為受多了官方的壓制和迫害吧。

　　魯迅畢竟是作家，比起鼓吹文學的現實的宣傳意義，他更願意描繪理想的文學前景。這也正符合他對知識分子的新認識，既然會有一種新的知識分子，那麼理所當然。也該有一種新的文學。他在廣州時就預言，隨著平民世界的建立，將來會有一種「平民文學」。一九三一年他更肯定他說，將來的文壇上會出現「別一種作者」和「別一樣看法」。由這對將來的文學的籠統的稱頌一他更引申出兩個意見。一是廢除方塊字。將來的文學的作者，當然是工農群眾，可至少在目前，他們絕大多數都不識字，漢字的筆劃如此繁難，要說他們能很快掌握，魯迅也知道不大可能。那怎麼辦呢？只有廢除漢字。所以他斷言：「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還多次打比方，說方塊字是大眾身上的結核菌。

　　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更明確說：「由只識拉丁化字的人們寫起創作來，才是中國文學的新生，才是現代中國的新文學。」這分明在重複錢玄同二十年前的主張了。再就是推崇「無產階級文學」。既然唯無產者才有將來，那至少在名義上，這「無產階級文學」是將來的新文學的先聲，他就是再看不起成仿吾和蔣光慈，對他們手上的這面旗幟，卻不能不表示敬意。所以他這樣向朋友介紹上海的「左翼」作家：「我看此輩于新文學大有害處，只有提出這一個名目[指「無產階級文學」]來，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沒的。」對提出名目者的輕蔑，和對名目本身的尊重，區分得清清楚楚。柔石被殺之後，他為美國的一個左派雜誌寫文章，第一句就是：「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唯一的文藝運動。」這明顯不符合實情，他卻偏要這樣寫，而且用這樣堅決的口氣，我想他心裡其實是很清楚的：鼓吹「無產階級文學」也好，修正對知識分子和大眾的認識也好，更不必說為「革命」的殘暴辯護了，都不是在討論抽象的道理，而是作具體的抗爭，是在回擊身外的壓迫，是在克服內心的阻力。既然是抗爭，那就先得滿足現實的功利需要，別的方面，只好不管它了。

　　為了能有個理想來支撐他與官方的對抗，魯迅不惜對自己的思想作那麼大的修正，那在實際的社會交往中，他會採取什麼樣的功利策略，你也就可想而知。誰都不願意孤身一個人面對強敵，他總希望兩邊有支援，背後有接應，越是發現敵人的強大，這尋找盟友的心情還越急迫。魯迅自然也是如此，他自已和國民黨政府為敵了，對一切也與國民黨為敵的人，就本能地會產生好感。在三十年代的中國，與國民黨對抗最激烈的勢力，就是共產黨，魯迅看待它的目光，也就最為親切。

　　從三十年代初開始，他家的客廳裡就經常有文化界的共產黨人來來往往，其中瞿秋自和馮雪峰等人，更成了他非常親近的朋友。以參加「左聯」為起點，他公開和上海文化界中的共產黨人站在一起，即使對其中有些人心存芥蒂，也總是克制著，儘量不露在臉上。他將自己的寓所提供給瞿秋白作避難所，瞿秋白一有危險，就往他家裡躲，有一次還在他家裡約見其他的共產黨人。他甚至和北京的共產黨組織也有聯繫，一九三二年他去北京，就在共產黨北方局的安排下，借一個朋友的家，和北京各個左翼文化團體的核心分子見面，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共產黨員。他因此常常充當共產黨的「聯絡人」。那北方局失掉了和共產黨中央的聯繫，就派人將彙報信送至他手上，請他轉交；一些共產黨員被國民黨打散了，失去了和組織的聯繫，也都會來我他，請他幫忙恢復聯繫。有好幾次，他果然也能幫上忙，譬如一九三三年冬天，他就幫助成仿吾和上海的共產黨組織接上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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