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43)_王曉明

四三

　　魯迅要剔除的另一種思緒，就是對大眾的輕蔑，他現在是指望「愚人」來支持世界，怎麼還能像以前那樣，一味去揭發他們的愚昧呢？一九三三年七月他說：「近來的讀書人，常常歎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無法可想，其實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國人的。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於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從在日本的時候起，他自己不就經常是一個悲哀中國人愚昧無救的讀書人麼？可他現在的立場變了，雖然承認老百姓確實「像沙」，但他強調的重點已經轉移，不在他們怎樣像「沙」，而在他們如何被治成「沙」，鋒芒所向，是統治者了。

　　一年以後，看到上海有人借莎士比亞的《凱撒傳》，指責民眾永遠是受人操縱，「雞來迎雞，狗來迎狗，他就引用一位俄國人的話，把這「雞來迎雞，狗來迎狗」解釋成民眾對「雞」、「狗」的賞玩：「人往往憤慨著群眾之不可靠。但其實，豈不是正有適用著『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古來的正義的法則的事在這裡嗎？劈開底來看，群眾原是輕蔑著彭貝、凱撒、安東尼、辛那之輩的，……今天凱撒握著權力，凱撤萬歲。明天輪到安東尼了，那就跟在他後頂罷。只要他們給飯吃，給戲看，就好。」。如此替民眾辯護，可謂用心良苦。可他還不盡興，第二天再寫一篇文章，用相當尖刻的措辭，諷刺那指責民眾的論者。他似乎完全忘記了，就在差不多一年前，在一封私人通信中，他還說過和對方一樣的話。到一九三五年四月，他更以談論孔子的機會，直截了當地讚揚中國老百姓：「中國的一般的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于為聖人，卻不覺得他是聖人：對於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但我想，能像中國的愚民那樣，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再也沒有的了。」倘若單看這些言論，我都誰都要說，三十年代的魯迅是完拿走到自己原先立場的對面去了

　　在魯迅的觀念中，民眾除了以被統治者的身份，與統治者構成一對反義詞，更以自己的不識字，和知識者構成一對反義詞。因此，他改變了對民眾的認識，也就勢必要改變對知識慚級的認識，你當然還記得，在整個二十年代中期，他是怎樣談論知識分子和革命的：他把知識分子春成是一種特殊的人，他斷定他們和一切權勢都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常常舉出葉賽寧和梭波裡作為例子，向人證明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必然幻滅，每當講述到這種幻滅，他總是掩飾不住自己的同情。可到三十年代，他的立場有了明顯的移動。在左聯的成立大會上，他警告那些年輕作家：「對於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階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然後又舉出葉賽寧的例子——他對葉賽寧的悲劇的解釋，已經和從前不一樣，不是歸因於革命的殘暴，而是歸因於他自己的「浪漫諦克」了。

　　一九三〇年底，他又對兩位向他求教的年輕人說：「別階級的文藝作品，大抵和正在戰鬥的無產者不相干。……例如也是法國人的波特萊爾，當巴黎公社初起時，他還很感激贊助，待到勢力一大，覺得於自己的生活將要有害，就變成反動了。」這就更進一步，不但說葉賽寧們咎由自取，還指他們的幻滅是對於革命的「反動」；說這些活的時候，他分明已經站到那使知識者痛苦的勢力一邊了。這也是役有辦法。葉賽寧所以對革命失望，很大一個原因就是感受到了無理性的非知識者的殘暴，事實上他自己就並非自殺，而是被人拷打以後吊起來，偽裝成自殺的。魯迅並不知道這個真相，他只是照自己處境的需要來立論，既然已經替蘇俄的革命辯護，替這革命盼殘暴辯護了，他就只能把對葉賽寧的同情統統收起來。

　　可這就引出了一個疑問：他過去一直用葉賽甯們來代表知識分子，倘說他們是活該幻滅，活該自殺，那在今後的革命的時代，這樣的知識分子又有什麼用呢？事實上，北伐時期廣州的一批激進的青年，就正是順著這樣的思路，喊出「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的。他自己到上海後的幾個演講，尤其是那篇《關於知識階級》，也分明暗含著同樣的疑問。他自己是知識分子，二十多年來一直以此自豪，驟然聽到這「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自然覺得非常刺耳。他在一九二七和二八年間的內心苦悶，正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這個口號。可是，他現在剔除頭腦中的陰鬱思緒，競又在自己內心奏響了這個口號，惟其是發自內心，聲勢就更為逼人，他不能不認真來作回答。

　　可怎麼回答呢？他似乎不能不承認，葉賽甯這樣的知識分子是應該滅亡，可在情感上，他又絕不願意說整個的知識階級都過時了。那剩下的唯一的辦法，就是把知識階級一分為二，一部分應該滅亡，另一部分還有將來。可這區分的依據何在呢？魯迅無奈，只好又搬出蘇俄來：「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智識勞動和筋肉勞動的界限也跟著消除，……由此也更見社會一異，所謂『智識者』即截然不同，蘇聯的新的智識者，實在已不知道為什麼有人會對秋月傷心，落花墜淚，正如我們的不明白為什麼熔鐵的爐，倒是沒有爐底一樣了。」這話說得實在呆氣，活現出他那種強自為說的倔脾氣，就像三年前鄙薄蔣光慈式的革命戀愛小說，他不借作那樣嚇人的斷言一樣：「革命的愛在大眾，於性正如對於實物一樣，再不會纏綿悱惻。」

　　但是，他正是用這種頗為呆氣的空想，來論證那不會滅亡的知識者的存在。一九三二年底，他第二次回北京探望母親，去北京女子文理學院和北京師範大學演講，都特別挑起知識階級會不會「滅亡」的話題，反復強調說，有一種新的知識者，他們與群眾結合，反對個人主義，能夠把握住實際人生，因此在將來仍能生存。到一九三四年，他更明確描繪出這新知識者的相貌：「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知識者的任務。但這些知識者，……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樓羅。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所謂「看輕自己……」，是他初到上海時的看法；那「看輕別人……」，則是他到廣州之前的看法。它們雖有不同，卻都將知識分子看成是大眾之外的特殊人物。現在他把這兩個看法部否定了，徑直將新的知識分子歸入大眾之中；他對知識分子和大眾的看法，總算是比較協調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