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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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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些話畢竟大空,光用幾個「將來」、「歷史、之類的大名詞,並不就能構成一個理想,他還得將它們落到實處,力它們配備一個現實的可能性。可是,到哪裡去尋找這種可能性?中國的社會是一片漆黑;歐美的資本主義國家呢?都站在中國的當權者背後;唯一可以考慮的,似乎就是蘇維埃制度下的俄國了。說起來,他在「五四」時候就看過介紹俄國革命的書籍,二十年代中期介紹蘇俄的文藝論戰和文學作品,也明顯表示過對俄國的變革的好感。在廈門和許廣平討論今後的出路時,許廣平還向他提議去蘇聯:「黨[指國民黨]內似乎好些,我想如國民黨不容,則跑到俄國去,在廣東,去俄很容易……」他對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一直有懷疑,但他現在已經別無選擇,對理想的需要如此急迫,他不得不先把這一「點懷疑:壓人心底。更何況中國的官方也好,它的外國的支持者也好。都一齊攻擊蘇俄,單從敵我利害考慮,也應該將蘇俄引為同志:用他自己的話說:「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哪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敵人,那麼,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已經抱定了以現實利害為重的宗旨,那就正不妨以蘇俄為論證自己理想的材料。 他開始頻繁地談論蘇俄。先是在介紹蘇俄及其文學作品的序跋中:「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裡湧現而出,幾百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命運的人。」「當蘇俄施行五年計劃的時候,革命的勞動者都為此努力的建設,……到頁年半,西歐及美洲『文明國』所視為幻想、妄談、昏話的事業。至少竟有十幾個工廠已經完成了」。接著又專門寫文章來稱讚,說俄羅斯的黑土中確實長出了「成功」,說這成功使他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如此熱烈的口氣,他還從沒有對別的事物用過。 將蘇俄描述成理想的標本,下一步就自然是在中國尋找它的相似物。既然認定布爾什維克的成功是千千萬萬窮苦人造成的,你要在中國實現同樣的成功,就勢必得把眼光轉向中。國的窮苦人。魯迅似乎早有這樣的念頭。在北京和廣州,他看多了知識者的無用,看多了青年人的叵測;種種流血的事實又一再向他證明,光靠文字和思想,決不能戰勝擁有暴力的黑暗。因此,還在離開廈門的時候,他就已經產生了將人區分為「聰明人」和「傻子」的想法,他去集美學校演講,一開口就說:「聰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屬傻子的」,「這些傻子,就是工農群眾」,「他們有堅強的魄力,有勤勞的德性……」在《墳》的後記中,他更明白寫道:「古人說,不讀書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錯的。然而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從早先高喊「任個人而排眾數」,到現在將世界放到「愚人」肩上,他的立場已經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從這個新立場再轉到將工農視為中國的希望,那幾乎是順理成章,非常容易了。 於是,也從三十年代初開始,他接。二連三地斷言,中國的將來也必是工農百姓的天下。「左翼文:藝現在在和無產者一同受難,將來當然也將和無產者一同起來」;「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不用說,他對共產黨和紅軍控制下的江西「蘇區」,也就因此特別重視,這是中國土地上唯一和蘇俄相似的地方,也是他那「無產者」的「將來」在現實中的唯一的例證,倘若那裡的狀況能夠使他滿意,他對自己的理想就可以放心了。可惜他困居上海,不能前往「蘇區」自己去看,只好求助於目擊者的介紹。就是這樣的目擊者也很難找到,他只好向共產黨人去詢問。一九三二年,他就在家中會見從「蘇區」秘密來上海養病的紅軍將領陳賡,瞭解「蘇區」的情況,他尤其注意農民的生活狀況,提了一大堆具體的問題。最後他相當滿意,確信「蘇區」的農民已經獲得了某種「解放」。他後來甚至表示,要寫一本描寫紅軍的小說。國外有蘇俄的證明,國內又有」蘇區」的證明,再加上國民黨官方的反面的證明,他似乎的確可以相信,他已經替自己對於「將來」的理想,成功地指出一條現實的可能性了。 理想是有了,但它很脆弱,所以魯迅緊接著要做第二件事,就是像五年前驅逐內心的「鬼氣」那樣,再一次搜索自己的頭腦,剔除那些與理想不合的思緒。需要剔除的東西也真不少。比方說,他向來把流血看得很嚴重,因此,他一方面忿恨統治者的兇殘,甚至將被統治者翻身之後的「殘酷」,也算到統治者的帳上;另一方面又反感這種」殘酷」,甚至會由此聯想到中國歷史上鵬大規模的屠殺,那些「愚民專制」的血淋淋的暴行,而禁不住生出對「革命」本身的厭惡。他對俄國十月革命的懷疑,對國民黨在廣州清黨」的反感,實際上都是出自對鮮血的珍貴,他所以稱許葉賽寧們的「無可厚非,一個下意識的原因,也就在他們對革命的殘暴一面的驚駭,能引起他的深切的共鳴。 可是,他現在將自己的理想託付給了俄國式的革命,怎麼還能再反感它的「殘酷」呢?自己親身經歷了統治者的暴力威嚇,他對那種「以牙還牙」的報復心理,也自然比先前更能體會。從三十年代初開始,他有意識地替革命的殘暴辯護了。借評述法捷耶大的小說《毀滅》,他強調:「革命有血,有污穢,但有嬰孩」,「只要有新生的嬰孩,『潰滅』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一九三三年初秋,順著眼以牙還牙」的思路,他更提出一個「酷的教育」的說法:「要防『奴隸造反』,就更加用『酷刑』,而『酷刑』卻因此更到了末路。……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沒有感覺的癩象一樣了,但正因為成了癩皮,所以又會踏著殘酷前進,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還是毫無辦法的。」 幾乎同時,他又用「痛打落水狗」的理由,為革命的暴力開脫。他詳細敘述盧那察爾斯基的劇本《解放了的堂.吉訶德》的梗概:「革命終於起來,專制者人了牢獄;可是這位人造主義者[指堂·吉訶德],這時忽又認國公們為被壓迫者,放蛇歸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殺淫掠,遠過於革命的犧牲」;又引用劇中一位革命者德裡戈對堂·吉訶德的做然自白:「是的。我們是專制魔玉,我們是專制的。……」然後稱讚道,「不能不稱讚德裡戈的嘲笑,憎惡,不聽廢話,是最為正當的了,他是有正確的戰法,堅強的意志的戰士。」把革命的殘暴譽為「正確的戰法」和「堅強的意志」,他在這時刻,是完全被敵我意識牽引著,站到「踏著殘酷前進,的立場上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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