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42)_王曉明

四二

　　但是，這些話畢竟大空，光用幾個「將來」、「歷史、之類的大名詞，並不就能構成一個理想，他還得將它們落到實處，力它們配備一個現實的可能性。可是，到哪裡去尋找這種可能性？中國的社會是一片漆黑；歐美的資本主義國家呢？都站在中國的當權者背後；唯一可以考慮的，似乎就是蘇維埃制度下的俄國了。說起來，他在「五四」時候就看過介紹俄國革命的書籍，二十年代中期介紹蘇俄的文藝論戰和文學作品，也明顯表示過對俄國的變革的好感。在廈門和許廣平討論今後的出路時，許廣平還向他提議去蘇聯：「黨[指國民黨]內似乎好些，我想如國民黨不容，則跑到俄國去，在廣東，去俄很容易……」他對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一直有懷疑，但他現在已經別無選擇，對理想的需要如此急迫，他不得不先把這一「點懷疑：壓人心底。更何況中國的官方也好，它的外國的支持者也好。都一齊攻擊蘇俄，單從敵我利害考慮，也應該將蘇俄引為同志：用他自己的話說：「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哪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敵人，那麼，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已經抱定了以現實利害為重的宗旨，那就正不妨以蘇俄為論證自己理想的材料。

　　他開始頻繁地談論蘇俄。先是在介紹蘇俄及其文學作品的序跋中：「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裡湧現而出，幾百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命運的人。」「當蘇俄施行五年計劃的時候，革命的勞動者都為此努力的建設，……到頁年半，西歐及美洲『文明國』所視為幻想、妄談、昏話的事業。至少竟有十幾個工廠已經完成了」。接著又專門寫文章來稱讚，說俄羅斯的黑土中確實長出了「成功」，說這成功使他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如此熱烈的口氣，他還從沒有對別的事物用過。

　　將蘇俄描述成理想的標本，下一步就自然是在中國尋找它的相似物。既然認定布爾什維克的成功是千千萬萬窮苦人造成的，你要在中國實現同樣的成功，就勢必得把眼光轉向中。國的窮苦人。魯迅似乎早有這樣的念頭。在北京和廣州，他看多了知識者的無用，看多了青年人的叵測；種種流血的事實又一再向他證明，光靠文字和思想，決不能戰勝擁有暴力的黑暗。因此，還在離開廈門的時候，他就已經產生了將人區分為「聰明人」和「傻子」的想法，他去集美學校演講，一開口就說：「聰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屬傻子的」，「這些傻子，就是工農群眾」，「他們有堅強的魄力，有勤勞的德性……」在《墳》的後記中，他更明白寫道：「古人說，不讀書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錯的。然而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從早先高喊「任個人而排眾數」，到現在將世界放到「愚人」肩上，他的立場已經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從這個新立場再轉到將工農視為中國的希望，那幾乎是順理成章，非常容易了。

　　於是，也從三十年代初開始，他接。二連三地斷言，中國的將來也必是工農百姓的天下。「左翼文：藝現在在和無產者一同受難，將來當然也將和無產者一同起來」；「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不用說，他對共產黨和紅軍控制下的江西「蘇區」，也就因此特別重視，這是中國土地上唯一和蘇俄相似的地方，也是他那「無產者」的「將來」在現實中的唯一的例證，倘若那裡的狀況能夠使他滿意，他對自己的理想就可以放心了。可惜他困居上海，不能前往「蘇區」自己去看，只好求助於目擊者的介紹。就是這樣的目擊者也很難找到，他只好向共產黨人去詢問。一九三二年，他就在家中會見從「蘇區」秘密來上海養病的紅軍將領陳賡，瞭解「蘇區」的情況，他尤其注意農民的生活狀況，提了一大堆具體的問題。最後他相當滿意，確信「蘇區」的農民已經獲得了某種「解放」。他後來甚至表示，要寫一本描寫紅軍的小說。國外有蘇俄的證明，國內又有」蘇區」的證明，再加上國民黨官方的反面的證明，他似乎的確可以相信，他已經替自己對於「將來」的理想，成功地指出一條現實的可能性了。

　　理想是有了，但它很脆弱，所以魯迅緊接著要做第二件事，就是像五年前驅逐內心的「鬼氣」那樣，再一次搜索自己的頭腦，剔除那些與理想不合的思緒。需要剔除的東西也真不少。比方說，他向來把流血看得很嚴重，因此，他一方面忿恨統治者的兇殘，甚至將被統治者翻身之後的「殘酷」，也算到統治者的帳上；另一方面又反感這種」殘酷」，甚至會由此聯想到中國歷史上鵬大規模的屠殺，那些「愚民專制」的血淋淋的暴行，而禁不住生出對「革命」本身的厭惡。他對俄國十月革命的懷疑，對國民黨在廣州清黨」的反感，實際上都是出自對鮮血的珍貴，他所以稱許葉賽寧們的「無可厚非，一個下意識的原因，也就在他們對革命的殘暴一面的驚駭，能引起他的深切的共鳴。

　　可是，他現在將自己的理想託付給了俄國式的革命，怎麼還能再反感它的「殘酷」呢？自己親身經歷了統治者的暴力威嚇，他對那種「以牙還牙」的報復心理，也自然比先前更能體會。從三十年代初開始，他有意識地替革命的殘暴辯護了。借評述法捷耶大的小說《毀滅》，他強調：「革命有血，有污穢，但有嬰孩」，「只要有新生的嬰孩，『潰滅』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一九三三年初秋，順著眼以牙還牙」的思路，他更提出一個「酷的教育」的說法：「要防『奴隸造反』，就更加用『酷刑』，而『酷刑』卻因此更到了末路。……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沒有感覺的癩象一樣了，但正因為成了癩皮，所以又會踏著殘酷前進，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還是毫無辦法的。」

　　幾乎同時，他又用「痛打落水狗」的理由，為革命的暴力開脫。他詳細敘述盧那察爾斯基的劇本《解放了的堂．吉訶德》的梗概：「革命終於起來，專制者人了牢獄；可是這位人造主義者[指堂·吉訶德]，這時忽又認國公們為被壓迫者，放蛇歸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殺淫掠，遠過於革命的犧牲」；又引用劇中一位革命者德裡戈對堂·吉訶德的做然自白：「是的。我們是專制魔玉，我們是專制的。……」然後稱讚道，「不能不稱讚德裡戈的嘲笑，憎惡，不聽廢話，是最為正當的了，他是有正確的戰法，堅強的意志的戰士。」把革命的殘暴譽為「正確的戰法」和「堅強的意志」，他在這時刻，是完全被敵我意識牽引著，站到「踏著殘酷前進，的立場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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