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41)_王曉明

四一

　　一九三二年夏天，「藍農社」的特務暗殺身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的楊杏佛，隨即放出風聲，說也將魯迅列入了暗殺的名單。從一九三四年起，政府的書報檢查機關更連續查禁他的著作，從《二心集》、《南腔北調集》之類的年度文集，一直到《魯迅雜感集》那樣的選本，到後來，網還越收越緊，他到上海以後的幾乎所有雜文集，都被打上了黑叉。不但威脅他的人生安全，還要封閉他的文字生涯，這樣全面的壓制和迫害，只會促成更決絕的反抗。魯迅發誓一般他說：「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有朋友勸他克制自己的火氣，他回信說：「即如不佞，每遭壓迫時，輒更粗獷易怒，顧非身臨其境，不易推想，故必參商到底，無可如何。」到這時；他其實已經是身不由已，既然被逼到了這個位置上，就只有反抗到底了。

　　中國的專制統治，從來是非常殘暴的。從一九三一年開始，國民黨政府接連捕殺文化界中的共產黨人，後來更將也是國民黨員的楊杏佛也殺掉了，這從魯迅的眼光來看，這樣的事都幹了，還有什麼事幹不出呢？他特有的那種凡事從最壞處著想的心理，就自然會占滿他的心胸。從聽到柔石被捕的消息起，只要風聲一紫，他就離家避難，或是去一家日本人開的花園莊旅店，或者就丟內山完造家。在花園莊飯店躲避時，他的神經相當緊張，有一次看見兩個陌生人在草地上對著他避居的房間指指點點，就趕緊躲進裡屋，許久都不出來，早在一九三〇年五月，他就已經開始採取一種半秘密的生活方式，不對人公開自己的居處，幾次搬遷，都是托熟識的日本人出面租賃：除了少數可以信賴的人，他從不邀請客人到家中聊天，一般會面，都約在內山書店裡：來往信件也都通過這家書店，他情願每天到書店去取，也不要別人直接寄到家中。空氣緊張的時候，他就極少下樓出門，甚至連窗邊也不坐，怕被人看見。

　　可就是這樣，他還是不放心，一到覺得危險的時候，還是要避出去，他對自己的人身安全，實在是沒有什麼信心了。有一次他對別人這樣介紹他的書架：「這些書架全是木箱，裡面裝滿了書，任何時候都可以裝上卡車逃跑。」甚至和許廣平走在街上，他也常常要她走到馬路對面去，說是萬一遇到麻煩，她可以及時脫身。連日常生活的這些方面，都籠罩在高度的緊張之中，他有生以來，這還是頭一次。許廣平後來回憶說，他雖然如此警覺，有時候卻又有一種冒險性，愈是空氣緊張，愈在家裡坐不住。楊杏佛被殺之後，他堅持要去送殮，那天早上出門，還有意不帶大門的鑰匙，以示赴難的決心。後來幾次傳聞要抓他，他都特地每天出門去轉一圈，這當然顯示了極大的勇氣，但請想一想，一個向來主張愛惜生命，反對輕率赴死的人，現在卻自己懷著赴死的心情，跨出家門去迎接隨時可能襲來的捕殺，就好像一頭無處逃遁的野狼，掉過頭來拚死相撲：這是怎樣的喪失理智的狂泰，又是怎樣的忿不欲生的絕望呢？

　　原本是為了擺脫局外人的沮喪，才那樣積極地介入公眾生活，卻不料一腳踩進了政治鬥爭的漩渦，身不由己地越卷越深，直至被推上與官方公開對抗的位置，人身安全都岌岌可危——從那樣的起點竟會一路滑人現在這樣的境遇，大概是魯迅怎麼也想不到的吧。正是從這個「想不到」，我又一次看見了命運對他的殘酷的戲弄。

　　〖第十六章　新姿態〗

　　正因為他是身不由已地陷入與官方對抗的險惡處境，這處境對他心理的傷害就特別深重。在他的精神世界裡，本來是常常並排供著兩尊神，一個要他注重實際，把眼前的功利奉為第一，另一個卻要他超越世俗，向上下左右追問人生的終極意義。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一直不知道該皈依哪一尊神，總是在其間猶豫徘徊。身遭嚴重的壓迫時，狹隘的功利意識就膨脹起來，一九二五年他甚至說：「若今日者，則我以為只要目的是正的，即可用無論什麼手段。」可在另外一些時候呢、他又很知道人應該有更為寬廣的人生視界，於是他就說詩人應該有傅大的心靈，能感受人間、天國和地獄這三界的大痛苦和大歡樂，又說真正的知識分子永遠是痛苦的，因為他看到的永遠是缺陷。倘說他那些啟蒙主義的呐喊的衝動，常常將他趕到前一尊神的座下，他碰壁之後的種種懷疑和悲觀，又會將他拉回到後一尊神的面前。

　　可是，從三十年代初開始，與官方直接對抗的處境卻不允許他再這樣兩邊搖擺了：強大的敵人正對你虎視眈眈，它隨時可能猛撲過來，置你於死地，你哪裡還有工夫去作那種不著邊際的玄想？虛無也好，悲哀也罷，小說家的想像也好，知識者的懷疑也罷，統統都只能拋開去，你先得集中全力來對付眼前的敵情！我相信，任何人處在魯迅那樣的境遇裡，都會本能地向自己提出這一類警告吧。隨著他和國民黨官方的關係越來越緊張，這種凡事都以眼前利害為重的權衡方式，就自然會逐漸擠開其他的權衡方式，獨佔他的頭腦。無論什麼事，只要能幫助他渡過眼前的險惡處境，他現在都願意做了。

　　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尋找一個身外的精神寄託。越是意識到自己和官方的力量懸殊，意識到自己的速勝的無望，他就越需要構造一個理想，來證明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徒勞地和官方對抗。因此，儘管他早已經多次證實了侈談理想的可笑，他現在還是不得不再一次談論理想。

　　理想總是將來的事，他既然要談，就只能撿回那個歷史進步的老觀念。他在通信中對朋友們說：「無論如何，將來總歸是我們的。」「人生現在實在苦痛，但我們總要戰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給後來的。我們這樣的活下去罷。」二又在公開的文章中接出更為樂觀的姿態：「歷史決不倒退，文壇是無須悲觀的」；「我已經確切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口氣如此堅定，真是難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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