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40)_王曉明

四〇

　　在參加「左聯」的成立大會以後，他更向朋友描述說：「於會場中，一覽了薈萃於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前花色[紹興方言，意謂沒起色]，於是不佞勢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險，但還怕他們尚未必能爬梯子也。」語氣極為輕蔑。可是，儘管心存種種芥蒂，他仍然要去參加那些組織的活動。他在廣州的後半年裡，那樣受人冷落，現在卻有這些熱情的團體來邀請他，有這些激進的青年來擁戴他，這使他重新感覺到自己的聲望和價值，感覺到自己還有力量，你想想，單是為了證實這些感覺。他也應該去參加那些活動吧。說到底，不辭辛勞地各處演講也好，在文壇上「四面八方地鬧」也好，都是在作同樣的證實。那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的「鬼氣」壓得他太厲害了，他情願再一次戴上面具。他現在的心境比「五四」時陰鬱得多，再要硬戴面具，它就自然大得多，也重得多，但他甘心承受，比起在沉默中聽任虛無感咬齧自己，借頻繁的行動來忘卻痛苦，總要容易些吧。

　　也就從到上海開始，他陸續買來一批日文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非常認真地讀，單在一九二八年內，他就讀了十多本這樣的書，許廣平甚至說他是「幾乎每天手不釋卷的在翻著這方面的著作。」他教許廣平學日語，也用其中的一冊《馬克思讀本》作教材，不僅詳細講解內容，還能夠訂正書上的錯字。他甚至花力氣將一部日文版的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翻譯出來。他自己筆下，也逐漸出現了用他理解的唯物主義來論人析事的文字。到後來，連和青年聊天，他口中也經常會吐出「階級鬥爭」、「社會主義」之類的新詞。和朋友通信時，他更稱讚說：「以史底唯物論批評文藝的書，我也曾看了一點，以為那是極直截爽快的，有許多曖昧難解的問題，都可說明。」還在東京的時候，他就拜訪過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因此得到日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回國以後十幾年間。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也時有所聞。但他一直不怎麼在意，即使書櫥中放有這類書，也極少取出來仔細地讀。

　　可現在，「無產階級革命」似乎成了思想界的新興潮流，那批口口聲聲說他「落伍」，罵他是「反革命」的青年人，手中也正是拿著馬克思主義的詞句，甚至他翻譯別人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那些人也要冷嘲熱諷，說他是投機——在這種情況下，他就不能再疏忽了。即便為了回擊那些年輕人，他也得認真來看一看，馬克思主義究竟是怎麼回事。他自己說：「我譯這些書[指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之類]是給那些從前專門以革命文學為口號而攻擊我的人們看的」，這就把他的動機說得非常明白了。在他這認真閱讀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後面，在他那些不畏譏笑，堅持翻譯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言行後面，你正可以看到他特有的那種「不甘心」：他不甘心被人視為落伍，不甘心被新興的潮流摒諸河岸，幾乎從踏進上海的那一天起，他就自覺不自覺地想要跟上新的思潮，要重返文學和社會的中心，要找口那已經失去的社會戰士和思想先驅的自信，要擺脫那局外人的沮喪和孤獨。他並沒有想到這些掙扎會給他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他現在只顧一件事，就是竭力掙脫那紹興會館向他伸出的熱情招呼的手。

　　但是後果卻來了。首先是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以他參加自由運動大同盟為理由，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向國民黨中央公開申請，要通緝「反動文人魯迅」。幾個月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更下令「取締」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革命互濟會和左翼作家聯盟等八個團體，在附於取締今後面的「左聯」成員名單上，赫然列著他的名字。

　　這使他多少感到意外。一聽說浙江省黨部要「通緝」他，他便把事情的經過詳細告訴朋友：「自由大同盟並不是由我發起，當初只是請我去演說。按時前往，則來賓簽名者已有一人（記得是郁達夫君），演說次序是我第一，鬱第二，我待鬱講完，便先告歸。後來聞當場有人提議要有什麼組織，凡今天到會者均作為發起人，遺次日報上發表，則變成我第一名了。」情形既然是這樣，有人就勸他在報上登個聲明，解釋一下，但他不願意：「浙江省黨部頗有我的熟人，他們倘來問我一聲，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麼我用硬功對付，決不聲明，就算由我發起好了」。對這個「通緝」本身，他其實不十分重視，他知道這只是一種警告。好幾年前，在《無花的薔蔽之三》裡，他就用嘲諷的筆調將這類恫嚇手段一一羅列過。一位熟識的日本書店的老闆內山完造，擔心他的安全，勸他躲避，他也笑笑回答說：「不要緊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緝令什麼的了。……就是說，有點討厭，別給我開口——是那麼一回事。」

　　但也惟其如此，他就更為憤慨：「我所抨擊的是社會上的種種黑暗，不是專對國民黨，這黑暗的根源，有遠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幾百年，幾十年前的，不過國民黨執政以來，還沒有把它根絕罷了。現在他們不許我開口，好像他們決計要包庇上下幾千年一切黑暗了！」在廣州，他所以那樣反感國民黨的「清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捕殺無辜，沒想到自己到了上海，竟親臨這樣的遭遇，他能不憤慨嗎？他當然知道，一旦國民黨政府認定你是「共產黨」，你會遭遇什麼樣的危險，但他從來又是一個吃軟不吃硬的人，你既然肆行高壓。這樣來威嚇我，我倒偏要和你鬥一鬥了。倘說他初到上海時，已經對國民黨非常失望，卻畢竟無意和它為敵，那到這個時候，他卻似乎是決意要站到國民黨的對面去了。

　　他繼續寫一系列文章，激烈地抨擊政府；他更積極地參加「左聯」的活動，一九三二年又參加宋慶齡、楊杏佛等人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擔任它的執行委員。一九三一年國民黨在上海捕殺柔石等五名年輕的「左聯」成員，他更是怒不可遏。在「左聯」秘密出版的刊物上發表文章，直斥國民黨政府是「滅亡中的黑暗的動物。」他甚至重新解釋當年在廣州辭職的原因，說是「我一生從未見過有這麼殺人的，我就辭了職。」幾乎完全不掩飾對國民黨的敵意了。這自然引來官方的更大的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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