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39)_王曉明

三九

　　但是，他其實並不能退回去。十年前他形同單身，現在身邊卻有了許廣平，這位倔強的姑娘所以會追隨左右，可不只是出於一般的男女愛情，她首先是敬服他對黑暗社會的決絕態度，才接著生出了愛慕之情。也就是說，他們的相愛建立在魯迅作為一個啟蒙先驅的基礎之上，景雲裡二十三號的新家庭，首先就不允許他將它當成北京的紹興會館。何況魯迅自己也不願意退回去，這等於承認自己失敗，承認這些年來的掙扎都毫無意義，像他這樣性格的人，怎麼能甘心呢扒只要有一線機會，他就不願意走回頭路。

　　既不願轉身，那就只有如他自己所說的，先坐下來歇一會，再抬腳跨步，「姑且走走」。事實上，他因答有恆的那封信的最後一段，已經說出了「姑且走走」的大致方向：「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麼話要說。恐怖一去，來的是什麼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但我曳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卻。一面掙扎著，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這真是非常精確的預言，他生命的最後九年間的大致的生活狀況、幾乎全包括在這段話中。其實是沒有什麼話可說，卻仍掙扎著要在紙上寫一點東西，這還是他在三十年代的基本姿態；他賴以維持這姿態的兩支最順手的拐杖，也正是那個「麻痹」和「忘卻」。

　　所謂「麻痹」，就是將注意力轉開，不去想那些沒有答案的大苦惱，只考慮日常生計，也就是「先在歧路頭坐下，歇一會」。可是，以魯迅當時的情形，怎樣安排今後的生計呢？做官自然不行了。仍到大學去教書？經歷過在北京、廈門和廣州的種種刺激，他現在是既對青年失了信任，又對同事間的傾軋深感厭惡，幾乎從搬出中山大學的那一天起，就打定主意要「脫離教書生活」，他不想再與人做什麼同事，情願一個人單幹，做一名以文字為生的自由人。可是，以哪一種文字為生呢？心境是這樣消沉，先前的呐喊式的文章和小說當然是不能做了。那麼做研究？他對這個倒是一向就有自信，還在廈門時，就對許廣平說過：「如果使我研究一種關於中國文學的事，大概也可以說出一點別人沒有見到的話，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

　　但是，真要作研究，譬如寫他一直想寫的《中國文學史》或《中國字體變遷史》他就必須沉潛下心，整個陷進古書堆裡，這和那紹興會館式的生活，實際上也差不多了，他又不願意。因此，他初到上海時，是選擇了翻譯這一條路，還明白對熟人宣佈：「我在上海，大抵譯書。」算起來，他「譯書」也有二十年的歷史了，但那多半是借它作啟蒙的工具，對翻譯本身，他其實並無太大的興趣。因此，即便現在選它作自己的謀生之道，他也很難長久地專注於它，一有什麼事情打岔，心思就很容易分散開去。」他自己也知道，到上海才兩個月，就已經擔心了：「本想從事譯書，今竟不知可能如願。」。他怪別人干擾太多，可如果他自己真想譯書，幾個朋友的應酬，若干訪客的邀約，還不容易對付嗎？歸根結蒂，還是他自己心神不定，不知道究竟做什麼好。這也難怪，有那樣的大苦惱糾纏於心，他確實難於看清腹前的路，難於決定該何去何從。所以他租下景雲裡二十三號的房子，卻並不買齊家具，似乎隨時準備卷鉗蓋走路。你想想，連家安在哪裡，以什麼謀生，他都定不下來，他又如何「麻痹」自己呢？

　　他還有另一條辦法，就是「忘卻」，竭力淡忘種種陰暗的記憶，重振樂觀的熱情，實在不能淡忘，也總要將它們儘量推至意識的邊緣，騰出地方來釀造新的希望。這也就是他所說的，「跨進刺叢裡，姑且走走」。人真是習慣的俘虜，明明遇上了窮途，這窮途就說明原先的走法不對頭，可只要還沒有學會新的走法，他一抬腳，一跨步，就還是會依照先前的老走法。他只會這一種，倘要「姑且走走」，不用它又怎麼辦？魯迅正是如此。從迎接紹興「光復」到現在，將近二十年了，他不斷地用「忘卻」來振作自己，種種似乎能夠「忘卻」，而終於又全部記起的徒勞的痛苦，他是體驗得大多，也太深了。但是，當他現在救助自己，掙扎著不願沒人虛無感的時候，他能使用的最後一條辦法，仍然只是「忘卻」，這是怎樣令人悲哀的事情？十年前他用什麼姿勢爬出那座「待死」的深坑，他現在就只能還是用那個姿勢。

　　你看他到上海後，雖然抱怨別人的打攏，可只要有地方請他演講，他總是應允前去，甚至半個月內連講四五次。明明打定主意不再教書，一旦有人堅請，他就還是接受了勞動大學的聘書，實在是易牆基做事太不像活、他才去退了聘書。在文學，方面，他一到上海就復刊《語絲》，自任編輯。創造社來聯合他，他欣然答應：那些人翻臉駕他了，他就一面還擊，一面與郁達夫命作，創辦《奔流》月刊，作文校對，跑印刷廠，寫編後記，忙得四腳朝天。第二年又和柔石等幾個青年人組織「朝花社」，辦《朝花》週刊。他還想把北京的《未名》半月刊也移到上海來，由他作編輯，「取攻擊姿態」，「大掃」一下文壇。那在文學界「興風作浪」的熱情，簡直比得上二十年代初了。甚至一些激進的社會團體來找他，他也非常熱情。當時共產黨有一個為援救被捕者而組織的「中國革命互濟會」，魯迅一到上海，就接受這互濟會的一個成員的邀請，答應為互濟會的刊物寫稿；第二年春天，更正式加入這個組織，多次捐款。一九三〇年初，又去參加也是共產黨組織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成立會議，第一個作演講，因此被推為發起人。幾乎同時，又參與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不但同意用「左翼」作團體的名稱，還同意擔任它的領導人。當年在東京參加光復會的熱情，似乎又復活了。

　　當然，表現出「五四」式的熱情，並不說明他心裡就真有這種熱情。他對那些激進團體的活動，心裡常常並不以為然。有一次，送走一位互濟會的來訪者，他就對客廳裡的其他朋友說：「這人真是老實，每次來都對我大講一通革命高潮」，在善意的椰揄中，分明表現出對那「革命高潮」的懷疑。成立自由運動大同盟，他更是搖頭，在成立大會上發完言，他就提前離開了，事後還對動員他去開會的人說：這種組織「發個宣言之外，是無法做什麼事的。」至於左翼作家聯盟，其中的許多中堅人物都來自創造社和太陽社，他們前不久還罵他「落伍」，是「二重的反革命」，現在卻來尊他為領袖，他怎麼可能會相信？馮乃超拿「左聯」的綱領給他看，他一面表示「沒意見」，一面又說：「反正這種性質的文章我是不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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