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38)_王曉明

三八

　　遷居上海以後，他這脾氣更發展了。以前多半還是對許廣平私下發牢騷，現在卻經常形諸辭色。林語堂是他極熟的朋友，他到上海的當天和第二天，林語堂都來探訪陪伴。可有一次郁達夫請吃飯，席間為了幾句活，他就勃然變色，與林語堂大吵起來，十多年的友情，從此變質。錢玄同更是他的老朋友了，可因為說過「人一過四十，便該槍斃」之類的話，引起他的不快，他一九二九年到北京，遇到錢玄同，競拉下臉來，不和他說話，一對老朋友，從此也絕了交。與老朋友交往都如此嚴峻，他那「脾氣大」的名聲在上海就更大了。也在這一年秋天。他在家裡招待一位東京留學時的老朋友，正巧兩位年輕朋友章廷謙和柔石也在場。談笑之間，那老朋友笑指魯迅：「咳，你這個呆蟲」，竟將章、柔二人嚇了一大跳，他們面面相覷，生怕魯迅受不了這個戲謔，會和那老朋友翻臉。你想想，他那神經過敏，容易發脾氣的毛病，已經到了多麼嚴重的地步。

　　他在文字上，也不再掩飾對別人的惡意的湍測，一九二九年寫有關《語絲》的回憶，就直截了當指責孫伏園當初辦《語絲》，是拿他當「炸藥」。他甚至也不再掩飾對母親的不滿。他到北京省母，去的時候自然是滿懷孝心，可住不幾天，他就寫信向許廣平發牢騷；返回上海之後，更對朋友說，他原想在北京家裡多住幾天，「後來一看，那邊，家裡是別有世界，我之在不在毫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早走了。」他以文字對朋友明確表示對母親的不滿，這是第一次。他當然知道自己有那樣的名聲，曾寫信對人說：「我總覺得我也許有病，神經過敏，所以凡看一件事，雖然對方說是全都打開了，而我往往還以為必有什麼東西在手中或袖子裡藏著。但又往往不幸而中，豈不哀哉」。似乎是承認自己有病，卻又說「往往不幸而中」，其實還是替自已辯護，並不真以為是神經過敏。像他這樣的病態心理鄉就是自己真想克服，也未必能夠轉變，他現在還不自覺，那就只能是愈益發展了。」

　　不用說，他這病態心理的陰影也自然會罩住景雲裡的那幢小樓。最初的興奮和歡樂過去之後，他很快就會覺察到家庭生活的另外一面。一九二八年四月，一位青年朋友問他是否應該結婚，他回信說：「據我個人的意見，則似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紀之修道士，皆是前車。但染病[指與妓女交往而染上梅毒之類]是萬不可的。……於是歸根結蒂，只好結婚。結婚之後，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兩害相權，我以為結婚較小。」雖然是勸人結婚，但語詞之間，你看不到一絲對愛情和婚姻的浪漫熱情。兩年以後他又說：「愛與結婚，確亦天下大事，由此而定，」但愛與結婚，則又有他種大事，由此開端，此種大事，則為結婚之前，所未嘗想到或遇見者，然此亦人生所必經（倘要結婚），無可如何者也。」

　　他甚至斷言，一個人結婚以後，「理想與現實，一定要衝突。魯迅是很認真的人，別人鄭重地來問他，他一定也是鄭重地去回答：他明說是根據自己個人的意見，那他說的這些話，就多少是含有他親身的體驗。這些話當然都不錯，兩個相愛的人結婚，本來只是他們互相適應的漫長歷程的起點，像魯迅和許廣平這樣個性特別的人，互相適應的困難就尤其比一般人大，同居生活中遠非羅曼蒂克的那一面，自然會逐漸顯露出來。何況家庭並非一隻密封的鐵罐子，他們的戀愛同居，至少在魯迅這一面，從一開始就不是他們而人間的事情，而是他向自己整個命運的一次奪路而逃式的抗爭，他在家庭之外的種種遭遇，更必然會強有力地影響他們兩人單濁相對時的心緒和氣氛，他會將愛情和婚姻描述得這樣透徹，應該說也很自然。但是，看看他說這些話的時間，離他們正式同居才半年多，我仍然覺得，他這透徹的認識是來得太快了。誰能想到，他在杭州度「蜜月」，快活得像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心底竟已經存著這樣一份透徹的認識？與許廣平同居，當然是給了他很大的慰藉，從身心兩方面都增強了他對抗社會的力量，但同時，這恐怕也使他更深切地體驗到了人性的複雜，人生的難於兩全，而禁不住與那久久纏繞他的虛無情感，又添加一份深刻的共鳴。

　　他這樣常常以惡意來揣測別人，是否就不再上當了呢？並不，他依舊免不了上當。與那位要作他「義子」的廖立峨的交往，自然是不用說了。一九二八年，一位自稱姓黃的青年向他求詩，他認真寫了四句寄去：「禹域多飛將，蝸廬騰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頌皇仁。」不料過了一段時間，卻見一份官方色彩的雜誌上登出這首詩，而且是用手跡製成封面，這才知道受了騙，就說明他還是缺乏警戒心。因此，看到他在二十年代晚期心緒如此惡劣，與熟人朋友動輒翻臉，對應該懷疑的人卻每每喪失警惕，我就特別感到悲哀。他這多疑和易怒並不是表示他的為人之道的轉變，而是證實了他對自己立身之道的惶惑的深廣，他的精神危機的深重。倘說他與許廣平同車離京南下，是開始了對內心「鬼氣」的又一輪反抗，是從那精神「待死堂」的第二次逃離，那到這個時候，這反抗和逃離全都失敗了，自從回國以來，那「鬼氣」還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重壓過他。

　　〖第十五章　一腳踩進了漩渦〗

　　魯迅怎麼辦？他自己說：「走『人生』的長途，最易遇到的有兩大難關。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傳是慟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頭坐下，歇一會，或者睡一覺，於是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窮途』了，聽說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卻也像在歧路上的辦法一樣，還是跨進去，在刺叢裡姑且走走。」這話說得很實在。墨翟和阮籍，都是走了回頭路，魯迅內心的「鬼氣」，也正是要拉他往回走。退回十年前那紹興會館式的生活。索性回到家中，關上窗戶，背對社會上的喧囂，自己選一樣合意的事情，坐下來靜靜地做——在整個二十年代末期，這樣的生活一直誘惑著他，直到一九二九年六月，他還在猶豫，是否該「暫且靜靜，做一部冷靜的專門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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