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37)_王曉明

三七

　　我這樣一條一條地複述魯迅的意見，心裡實在是很難過，這都是些什麼樣的說法：為了緩解局外人的沮喪，他不借將知識分子和文學家一貶到底，將他們的悲慘說到極處，這看上去像是理智的分析，其實包裹著多麼強烈的憤激！和三年前提出「中間物」的說法一樣，他下意識裡還是求助於「必然性」：你本來就只能是局外人，社會本來就不會尊重你，這一切都是必然的事情；你又何必耿耿於懷呢？在另一處地方，他甚至從知識分子的必然的碰壁裡，引申出他們的新價值：「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佈告上的空談。但葉賽寧和棱波裡是無可厚非的，他們先後給自己唱了挽歌，他們有真實。他們以自己的沉沒，證實著革命的前行。他們到底並不是旁觀者。」立論如此曲折，竟至于將知識分子被社會變革的殘酷現實所吞噬，也說成是對這變革的介入，為消除那局外人的沮喪，他實在是盡了全力。但這並沒有多大的效用。三年前他對自己說，你必然是個犧牲者，因為犧牲本身有正面的意義，他這自辟就能有效果；現在他又對自己說，你必然是個受冷落者，碰釘子者，可無論受冷落也好，碰釘子也好，本身都是很可憐的事情，這就等於說，你必然是個可憐的人，這樣的自辟怎麼會有用呢？他是為了自我辟解才重新解釋知識分子的命運，可到頭來，這樣的解釋只會更加重他的沮喪和消沉。直到一九二九年春末，他在北京對大學生演講，仍然從「打倒知識階級」的話題開始，仍然反復講「巨大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就說明他還是陷入這些問題裡，先前的答案都不管用。

　　像自己這樣一個作家，一個知識分子，在這殘酷叵測的社會中究竟有什麼用？他恐怕是再也不可能把這個深刻的惶惑逐出心底了。

　　整個的生存意義都成了疑問，剩下的就只有眼睛看得見。兩手摸得著的物質生活了。一九二七年夏天，魯迅對一位親近的朋友說：「我想贈你一句話，專管自己吃飯，不要對人發感慨（此所謂『人』者，生人不必說，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內）。並且積下幾個錢來」；又說他自己：「我已經近於『刹那主義』，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從先秦時代起，中國士人便有「義」、「利」之辨，「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孔夫子這一句名言，成為幾千年來自居君子之位的士人的立身信條。到了魯迅那一代人，腦筋雖然開通得多，不會再那樣輕貶實際的物質利益，但把精神追求放在物質利益之上，依然是普遍的處世原則。固此，倘若他們公開宣稱妄「積下幾個錢」，那總是因為對精神的價值發生了懷疑。連知識分子的價值都找不到了，那又何必太拘束，徒然苦了自己呢、於是魯迅明明在四月份就辭去了中山大學的全部職務，人也已經搬出了大學，卻依然收下學校當局送來的五月份的薪水，並且對朋友說：「中大送五月份的薪水來，其中自然含有一點意思。但魯迅已經『不好』，則收固不好，不收亦豈能好？我於是不發脾氣，松松爽爽收下了。」

　　於是他到上海之後，明明已經對國民黨深感失望，卻依然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開始，從南京政府大學院[即教育部]領取每月三百元的「特約撰述員」薪水。一年以後，這筆錢改為「教育部編輯費」，他照領；甚至後來和國民黨公開對立了，他也還是照領，一直領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借用他的話說，這自然也「不好」，雖然是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主動送來的錢，它畢竟是國民黨政府的官俸。你看一九二九年五月，許廣平寫信告訴他收到了這個月的錢：「中央行那張紙，今天由三先生托王[魯迅三弟周建人的妻子王蘊如]去轉了一個地方，回來的收據，放在平常的地方一起了，」用詞如此，隱晦，處置又如此小心，連轉帳都要借弟媳的名義，後來印行《兩地書》時，更把這段話全部刪去，就說明他自己也明自知道這「不好」。可他仍然按月收受；那種看破了「義」的虛妄，先管「利」的實益要緊的虛無情緒，不可謂不觸目。一九二八年夏天，他更對一位朋友說：「處在這個時代，人與人的相擠這麼凶，每個月的收入應該儲蓄一半，以備不虞。」後來又一再重複：「說什麼都是假的，積蓄點錢要緊！」一邊說，神情還很激動，就本性講，魯迅的手其實很松，不說他對家人的長期資助，就在他勸人「積下兒個錢」的一九二七年，他也不止一次地拿出錢來，幫助陷於困厄的青年人，那位「有恆」便是其中的一個。因此，他這些似乎是極端重視物質實利的言行，正從另一面證實了「鬼氣」在他內心的再次獲勝，它竟能將一個在廣州那樣熱烈地謳歌希望的人，這樣快就逼入「刹那主義」的精神死角。

　　隨著內心「鬼氣」的再度上升，魯迅那種挑剔人，不信任人的脾氣，也又一次膨脹起來，你看他勸人儲錢的理由，就是「人與人的相擠這麼凶」。在北京時，他這脾氣已經很大，但他似乎很少懷疑親近的朋友，也儘量克制自己，不向熟識的青年人發火。可到廈門以後，他在這方面的克制力越來越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對許廣平說：「即如伏園所辦的副刊，我一定就也是被用的器縣之一，」「前口因莽原社來信說無人投稿，我寫信叫停刊，現在回信說不停，因為投稿又有了好兒篇。……現在從許多事情觀察起來，覺他們之於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時便竭力使役，可以詰責時便竭力桔責，可以攻擊時自然是竭力攻擊……」

　　這裡說的幾個人，都是他非常親近的年輕朋友，他卻用這樣重的話指責他們，他對人的懷疑已經是擴大到幾乎所有人了。因此，他有時難免會產生「天下無一個好人」的感覺：「我其實還敢站在前線上，但發見當面稱為『同道』的暗中將我當傀儡或從背後槍擊我，卻比被敵人所傷重其悲哀。長虹和素園的鬧架還沒有完，……聽說小峰也並不能將約定的錢照數給家裡，而家用卻沒有不足……」從莽原社和未名社的青年朋友，到關係密切的書局老闆，甚至到北平家中的母親和朱安，他全用挑剔的眼光望過去。那一頂「暗中將我當傀儡的罪名，又何其寬泛，他的青年朋友當中，恐怕也沒有誰能夠逃脫了。對親近者尚且如此、對較生疏者就更不用說。一位舊日的學生去拜訪他，正遇他下課歸來，面有倦容，便關切地建議他不妨搬一張椅子，坐著上課，不料他臉一沉：「你說坐著講課好，那麼搬張小床去講，不是更適意嗎？」簡直是動輒發怒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