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36)_王曉明

三六

　　可是，他到廣州以後的種種體驗，尤其是「四·五」事變後的時局的發展，卻逼得他不能不承認，自己其實是上個無足輕重的人。並不是他自已想超然事外，恰恰相反，他本來是想發揮作用的，所以才那樣召開緊急會議，力主管救被捕的學生。但是，人家根本就不理踩他，那個緊急會議等於白開；他遷出中山大學之後，差不多半年時間裡，廣州更似乎將他遺忘，幾乎沒有人去招呼他。局勢一天天變化，與他卻毫無關係。那些人自己殺來殺去，你爭我奪，猶如上大群鱷魚在河中廝殺爭搶，攪得濁浪滔天，血腥氣彌漫兩岸。整個社會則像一條破船，就看它們廝殺的結果來決定自己的航向。至於像他這樣的知識分子，能夠躲得遠一點，不被它們順手擄卞河去，吞進腹中，就算是萬幸了，他自己就說過：「我這回最僥倖的是終於沒有被做成為共產黨。」。什麼喚醒民眾，「救救孩子」，什麼「更向舊社會進攻」，全都是自己的空想，局外人的錯覺，於實際的社會毫不相干。不是還有青年學生願意聽他的指引嗎？可是，他對青年卻不再相信，正派老實的青年自然有，他們的命運是作「醉蝦」；別樣的青年就更不必提，他們多半會齜出利牙，躍入河中一也變成小鱷魚！《答有恆先生》中那自覺多餘的沮喪和冷氣：就正是從類似上面這樣的思緒中，源源不斷地發散出來的吧。

　　魯迅心中彌漫著那麼濃厚的虛無感，又早已經看透中國社會的無望，就是再清楚地發現自己被擠到了社會的邊緣，他也應該是無所謂了吧，對一個本就打算背向社會的人，社會的冷落又算得了什麼？可是，魯迅的情況並非如此。還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剛剛開始造受廣州的激進青年的批評，他就在一封給北京的朋友的信中，特別強調他的著作在廣州如何暢銷：「我所做的東西，買者甚多，前幾天漲到照定價加五成，近已賣斷。而無書，遂有真筆版之《呐喊》出現，千本以一星期賣完。」一個真正自信的作家，恐怕是不會這樣對人詳述著作的銷售情況的，越是深信讀者對自己的崇拜，他有時候反而要挑剔這種崇拜。你看在北京時，魯迅不贊成小學課本選收《狂人日記》，說是怕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天真的孩子。他甚至對慕名來訪的青年人說，倘若有誰「以我為是，我便發生一種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類的命運倘若一見之後，覺得我非其族類，不復再來，我便知道他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就正以一種特別的自我挑剔的方式，顯示了高度的自信。

　　因此，看到他在廣州這樣向人報告讀者如何喜歡他的書，「我實在是感到悲哀，他也太看重社會對自己的態度了，他似乎承受不了社會的冷淡，一旦敏感到這冷淡的徵兆，他就本能地要去尋找證據，來證明社會對自己依然熱情。遭受一點「落伍」的批評，都會如此動搖自信，那自己究竟是不是社會變革的局外人，就更會成為一件生死攸關的大事。在他租住的那間悶熱的西屋內，他一面編《朝花夕拾》，一面又忍不住寫道：「做著這等事，真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四個月之後他又說：「要自殺的人，也會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屍的易爛。但遇上澄靜的清池，涼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殺了。」這時候，他和許廣平的愛情之花正開得鮮豔；就是編《朝花夕拾》這樣的回憶文集，從容品味往日的印象，對個人也應該是極富情趣的樂事。可他似乎都視而不見，從筆底流瀉出來的，竟是那樣痛覺到生命的無用和無聊，飽含悲哀情味的文字，我真不知道許廣平當初讀到這些，心裡會怎麼想。也許她能夠理解魯迅，知道在他的心理天平上面，「社會」其實比什麼都重，他可以對社會表示絕望，卻不能夠失去社會對他的敬重，因為他對自己的全部信心，都是建築在這敬重之上。魯迅既然是這樣一個人，他怎麼可能對自己的局外人的身份無所謂呢？

　　他勢必要在心底反復琢磨：「我怎麼會變成這樣一個局外人？我和社會的真實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知識分子在現實社會中到底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我今後該怎麼辦？……」在他滯留廣州的那半年裡，甚至他遷進景雲裡的新居之後，他的思緒大概都很難離開這些問題。他並沒有明自對人說過，他究竟是怎樣想的，但他到上海之後，接連去幾所大學作演講，題目是《關於知識階級》，《關於文學與革命問題》，《文學與社會》和《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單從這些題目就可以看出，他這琢磨的思路和輪廓，大致是怎樣的了。概括起來，他這些演講主要說了四個意思。第一，知識分子和文藝家的特性是敏感，「他確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訴大眾」，「文藝家的話其實還是社會的話，他不過感覺靈敏，早感到早說出來」；除此之外，他們並無實際的力量，「有了思想，就會沒有勇氣了」，「孫傳芳所以趕走，是革命家用炮轟掉的，絕不是革命文藝家做了幾句『孫傳芳呀，我們要趕掉你呀』的文章趕掉的」。第二，惟其敏感，要說話，知識分子和文藝家必然會與統治者和政治家發生衝突，「知識和強有力是衝突的，不能並立的」；「文藝和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政治家認定文學家是社會擾亂的煽動者，心想殺掉他，社會就可平安」。第三，既然有這樣的特性，又為當權的政治家所厭惡，那就無論在什麼社會，知識分子和文藝家總是要痛苦，要遭難的，「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足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文學家的命運並不因自己參加過革命而有一樣改變，還是處處碰釘子。現在革命的勢力[指北伐軍]已經到了徐州，在徐州以北文學家原站不住腳；在徐州以南，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腳，即共了產，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腳」。第四，既然如此，知識分子和文藝家的存在意義是什麼呢？他們可以使社會熱鬧起來，「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社會太寂寞了，有這樣的人，才覺得有趣些。人類是喜歡看看戲的，文學家自己做戲給人家看，或是綁出去砍頭，或是在最近牆腳下槍斃，都可以熱鬧一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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