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35)_王曉明

三五

　　〖第十四章　局外人的沮喪〗

　　魯迅說，他被「四·一五」事變嚇得目瞪口呆：「我恐怖了。」他並非「清黨」的對象，一直到離開廣州，都沒有受到國民黨的迫害，在很大程度上，他是這場事變的局外人。事變後第五天，他寫信給朋友：「這裡現亦大討其赤，中大學生被捕煮有用十餘人，別處我不知道，報上亦不大記載。其實這裡本來一點不赤，商人之勢力頗大，或者遠在北京之上。被捕者蓋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這幾天放了幾個。」口氣平淡，正是一個局外人的態度。一九二七年年底，他又在通信中說：「時事紛壇，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所以上兩個月來，凡關涉政治者一概不做」，更是明確以局外人自居了。可是，他為什麼要用那樣重的詞來形容自己？

　　其實，「目瞪口呆」也好，「恐怖」也好，都是一種比喻性的說法，它們的對象並非是從警車上跳下來的士兵，而是從自己內心湧上來的「鬼氣」。一九二七年他到廣州，這在他的精神歷程上，是一步近於孤注一擲的險棋。他同那「鬼氣」已經苦鬥了好幾年，在北京是節節敗退，於是借著與許廣平的相愛，跑到廈門重振旗鼓，不料又是站腳不穩，只好再往廣州，這裡是北伐的起點，也是許廣平的居處，為公為私，都是他擊退「鬼氣」的最後戰場了。可是，到廣州才幾個月，遠至「革命」陣營內部的血腥的屠殺，近至：現代評論」派勢力在中山大學的伸展，他發現自己還是著著失敗，即使有許廣平從旁安慰，也還是擋不住種種期望的一一破滅一；他很知道，他對「鬼氣」的驅逐是又一次失敗了。向希望和樂觀攀爬得商手滴血，最後還是～咕嗜滑人絕望和虛寵的深淵，他能「恐怖」嗎？

　　他的「鬼氣」大爆發了。「四．一五」事變剛結束，有一位日本記者訪向他、他說：「中國革命的歷史，自古以來，只不過是向外族學習他們的殘酷性。這次的革命運動，也只是在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等言辭的掩護下，肆無忌憚地實行超過軍閥的殘酷行為而告終。——僅限於在這一點上學習了工農俄羅斯」。幾個月後，他又寫道：「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千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故鄉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正因為他是局外人，才會這樣來看待國民黨的「清黨」；也正因為他將這一次的屠殺與歷史上的種種屠殺聯繫到一起，他才整個地厭棄它，就像他厭棄歷史上的那些屠殺一樣。他初到廣州的時候，滿口是希望和將來，可你看他對日本記者的談話，分明是一臉循環論者的神情。在他的詞匯當中，「革命」一直是個褒意詞，可現在他卻把革命看成是變幻無常的殘殺，濫殺無辜的藉口，甚至把中國革命的歷史等同於殘酷和吃人的歷史——他簡直是全面退口在紹興會館抄碑的時候了。

　　我特別注意一丸二七年七月，他答覆一位署名有恆的讀者的信，這是他在思想上返回抄碑時候的一份詳盡的宣告。他說，他對青年的「妄想」已經破滅，互相殘殺的「血的遊戲」已經開頭，他甚至看不出它會收場：他當初甘心蟄伏，不就是出於這種對將來的嚴重的絕望麼？他又提出一種「醉蝦」的說法：「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這不也正是十年他那個「鐵屋子」的論斷的翻版麼？他還發現，他先前的呐喊「其實也是無聊的」，它並不真能夠觸痛社會和民眾，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因為「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這就更是那「愚民的專制」論的大發揮了。歷史，將來，思想啟蒙，民眾——在這些基本的觀念上，他現在全都蚣到了絕望和虛無感一邊。《野草》裡還有尋找希望的宣告，有一擲「遲暮」的誓詞，他現在是比寫《野草》的時候更沮喪了。

　　《答有恆先生》也並非都是重復舊話。就在那段否定自己對社會的攻擊的文字中，他歎道：「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指民眾】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請仔細體味這段話罷，那一股痛感自己渺小無用的悲憤之情，如此強烈，如此不掩飾，恐怕是他以前未曾表現過的吧。他初到廣州時固然說過，文學是最無用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不開口，就殺人，但他這樣說的主要情緒，還是那種「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的激憤，那種文明人遇見野蠻人的悲哀，雖將文人貶為最不中用，精神上的優越感依然存在。可你看《答有恆先生》中的話，優越感幾乎全部消失，從字裡行間一股股冒出來的，分明是另一層自覺多餘的沮喪，一種深感無聊的冷氣。它們是從哪裡來的？

　　我想，這還是那個局外人的處境給他的饋贈。我在前面說過，無論從中國士大夫的傳統眼光來看，還是從西方近代啟蒙主義的眼光來看，像魯迅這樣的人，在社會上都應該是很重要的。事實上，在「五四」時代，以《新青年》同人為核心的那一群啟蒙者，正佔據了社會變革的中心位置，他們自覺到自己對於社會和民眾的重大責任，這構成了他們的自信的基本理由。這也自然，既然是知識階級充當社會變革的倡導者，他們當中的領袖人物自然顯得格外重要。魯迅既是這群人中的一個，就同樣有這份精神上的優越感，他投身新文化運動之後的社會經歷，似乎又都證實著他的價值。

　　新文學的創造自不用說，就是與章士釗打官司，被列入政府通緝的黑名單，也從另一面證實了，他並非無足輕重。在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他受到青年人那樣熱烈的歡迎，這就更容易使他確信，他對這個社會有很大的影響力。在和許廣平的通信中，他會那樣談及他的「地位」，他「歷來的一點小小工作」，就說明了他的自負。因此。即便他很早就對自己有深刻的失望，即使從《新生》流產和「三·一八」慘案之類的事情中，他已經敏感到知識分子在黑暗社會中的無價值，他在理智上卻一直不願意承認，他那樣用力壓制虛無感的「鬼氣」，主要也就是要壓制對自己無價值的預感。這個預感太可怕了，它是要抽走他精神世界的一根最粗大的支柱，他只要還有一點辦法，就總要全力穩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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