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34)_王曉明

三四

　　他萬萬沒有想到，在中國，連生得太瘦，也會給自己招來麻煩，在這一刹那間，從歸國時家鄉人對他的鬍子的指摘，到北京時有關他的門牙的流言，種種不愉快的記憶，都一齊湧上心頭。那天晚上，他便在船艙裡鋪開稿紙，憤激地寫道：「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兒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悵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我不禁想，倘是二個向來就活得自在的人，遇上這樣的事情，也許會哈哈一笑，自認倒黴罷，但魯迅卻生髮出那樣強烈的悲憤，他顯然是想到了自己不斷碰壁的一生。他正要到上海去，到那同樣有著洋主子，而同胞的奴氣恐怕比香港更為熾盛的洋場去，輪船上的這一場屈辱遭遇，會給他心頭蒙上一層怎樣的暗影呢？

　　果然，到上海才一個多月，他就在給朋友的信中發牢騷了：「應酬，陪客，被逼作文之事仍甚多，不能靜，殊苦。」三個月之後又說：」我在上海……心也靜不下來，上海的情形，比北京複雜得多，攻擊法也不同，須一一對付，真是糟極了。」他去上海的本意，是想靜靜地休養一陣，既是緩減身體的疲憊，也是澄清思想的混亂，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躲進草叢中，舔淨自己的傷口。可哪裡想到，他一踏上上海的碼頭，就又成為許多人包圍的目標，紛紛上門拜訪，還要約他寫文章，拉他去作演講。他到上海的第一個月內，幾乎天天都有人來敲門，有時一天要來好幾班；他搬進景雲裡的寓所才半個月，就已經有人笑嘻嘻地找來了，一定要請他去演講。他當然要發牢騷了。

　　不過，應酬雖然麻煩，畢竟也還熱鬧，朋友和慕名者的笑臉的簇擁，多少也可以拂去一些類似在船上遭人檢查的不快。何況又有許廣平陪伴在旁，樓上樓下都充盈著新的家庭溫暖，單是應酬多一些，魯迅大概也不過就是發幾句牢騷，並不會真覺得大苦。但是，事情卻遠沒有這樣輕省。上海不比廣州，與北京更不相同，這是一座混雜著精明和淺薄的現代城市，一個不斷滋生出機敏、勢利、淺薄和赤裸裸的利害之心的大溫床。形形色色的人都能在上海插一腳，上海的文壇和學界，也就格外顯出五花八門的斑駁的色彩來。既有徐志摩、胡適那樣的紳士派，也有蔣光慈、成仿吾那樣的激進黨，既有依附官方的御用文人，更有數量多得多的只知道迎合小市民的通俗「作家」：你想想，魯迅這樣一個人，驟然跨進這樣一個世界。他將遭遇到的，哪裡會只是那些應酬？

　　比方說，他到上海才二十夭，地處江灣的一所勞動大學的校長易培基；就上門來請他去授課。他是魯迅在北京時的熟人，態度又非常殷切，說是每次用汽車來接他，魯迅就答應了。可是，才上第二次課、那汽車就奶奶來退，害得他焦急地等了老半天，第三次乾脆就不來了，」此後也沒有下文，像這樣不明不白的事情，他還是頭一回遇到。」再比如，也是他剛到上海不久，郭沫若托鄭伯奇和蔣光慈來找他，說是要聯合起來：還在廈門的時候，他就有過這個打算，聽了自然高興，於是聯名在報紙上登出啟示，宣佈要詼複《創造週報》。可這事又沒有下文了，他等到一九二八年初，《創造週報》沒有復刊，卻出來一個新雜誌叫《文化批判》，成仿吾和創造社的一批年輕成員在上面接二連三地批評他。到後來，蔣光慈和他的「太陽社」也一齊來指責他。

　　阿英斷言阿Ｑ的時代已經過去，《呐喊》、《仿徨》都過時了；郭沫若更化名「杜荃」，在創造社的刊物上罵他是「封建餘孽」，「二重的反革命」，是法西斯主義者！剛剛說好要聯合，現在突然來圍攻他，這叫他怎麼受得了？甚至他在廣州見過的青年殘殺青年的「血的遊戲」，在上海也又見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就在江灣的那所勞動大學裡，警察和一部分手持棍棒的學生，闖入宿舍抓走據說是共產黨的另一些學生，當有人把這事告訴魯迅時，他喃喃他說：「學生也參加了搜捕……」顯然是記起了半年前的廣州。甚至連一向與他友善的北新書局，從北京遷來上海，書商的習氣也愈益嚴重，欠了他將近萬元的版稅，遲遲不付，他只好請律師打官司，才一點一點地討回來。

　　還有更卑瑣的攪擾在等看他呢。他初到景雲裡，是住在二十三號，周圍非常嘈雜，尤其到晚上，唱京戲的吊嗓子聲，搓麻將牌的嘩啦聲，贏了錢時的重敲檯面和哈哈大笑聲，經常是徹夜不停，使慣于夜間作文的魯迅每每擲筆長歎。他家後門相對的，是一位名律師的家，這人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兒子，仗著父親的威風，屢次向魯迅家的廚房扔石頭；魯迅向那律師告狀，不料小無賴的氣焰更高，公然在魯迅家的門上撒尿，畫烏龜。

　　魯迅沒有辦法，就搬到景雲裡十八號，避開那戶鄰居。那小無賴卻不罷休，竟在夜裡偷愉將浸透煤油的引人紙扔進魯迅家，想引起火災！堂堂魯迅，竟會碰上這樣的事！也就在這時期，他在廣州時的學生廖立峨，一直很恭敬地與他通信的，突然帶著情人跑到上海，要做他的「義子」，在他家裡連吃帶住，幾個月後都不走，還提出種種要求，最後是不歡而去，弄得他哭笑不得。又過了一年，他雇用的一位來自浙江上虞農村的女傭，剛剛做熟了，她的丈夫卻帶著人上門來，說要抓她回去。遭到拒絕以後，那人又通過上海的所謂「上虞同鄉會」，向魯迅索人。一直糾纏了好久，最後是魯迅拿出一百五十元錢，才樞那批人打發走。當時是講定，這錢由那女傭逐月償還，可兩個月以後，那女傭不辭而別，錢也沒還……我真不知道，魯迅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心裡是怎麼想的。在上海，連這類事情都會給他的生活造成那麼多麻煩，使他吃那麼多昔頭，他怎麼會喜歡上海呢？

　　難怪他到上海才半年，便大病一場，拖了好久才恢復。也難怪一九二九年他回北京看望母親，竟會很喜歡北京。他寫信對許廣平說：「這裡的空氣真是沉靜，和上海的動盪煩擾，大不相同……。」見了幾個熟朋友，無拘束地談一陣天，他更非常愉快，寫情給許廣平時，還特地強調，說這些聊天「都是近來快事。」離開北京三年多了，沿中國南方的海岸轉了一個大圈子，最後卻發現還是北京好，還要怎樣，才算是交「華蓋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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