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33)_王曉明

三三

　　但是，迎面就有一連串壁在等著他碰。首先是廣州的激進青年對他不滿了。他初到廣州時，這些青年曾經熱烈地歡迎他，蜂擁去聽他演講，有的還直接去找他。可是，魯迅畢竟看多了黑暗，即使極力振作，在演講會高呼口號，話一說長了，還是會流露出陰鬱的意思。他說廣州是一個紅皮白心的蘿蔔，說廣州的青年把革命遊戲化，甚至說廣州有大叫，卻無思索，無悲哀，因此也就沒有真正的革命和文學，你想想，整日沉浸在狂熱情緒中的激進青年怎麼聽得進這些話？他到廣州才一個月，就有人以「魯迅先生往哪裡躲」的標題，在報紙上批評他。「魯迅先生！你莫儘自在大學教授室裡編你的講義。……如此社會，如此環境，你不負擔起你的使命來，你將往哪裡去躲！」

　　接著，更有人用近於無理的態度責問他：「你不願意從事文學革命；你又不去做武裝者的革命；那麼你處在今日的中國，更拿著一種什麼革命的東西在領導著一般青年？」與此阿時，廣州的文學界也開始有人批評他「落伍」，認為在北伐的形勢下，《阿Ｑ正傳》那樣的作品已經沒有資格再自稱是革命的文學，面對這樣的不滿，魯迅真不知道說什麼好。他當然不願意青年人誤解他，讀了那篇《魯迅先生往哪裡躲》，他立即清許廣平以她的名義，寫了《魯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的解釋文章，在同一張報紙上發表。但是，他又很知道，他其實無法向這些青年解釋清楚，以他們的天真和幼稚，怎麼可能理解他那「無話可說」的深刻的迷惘？他只有暗自苦笑了。

　　接著是中山大學內部的人事糾紛。魯迅雖是教務長，學校的實權卻操在教務委員會手中。這委員會的幾個主要人物，像戴季陶，朱家嘩等人，都是國民黨的要人，官場上的老字，他們絕不願意將中山大學辦成北大那樣的學校，魯迅和他們自然不會有多好的交情。文科主任傅斯年，本是魯迅在北京時的舊識，卻那樣熱衷權力，也使魯迅很失望。二九二七年三月，傅斯年更將顧頷剛請到中山大學來當教授，魯迅堅決反對，甚至說：。他來，我就走！」

　　可傅斯年還是將顧請來了，魯迅立刻就辭了職占他寫信對朋友忿忿他說：「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個大傀儡。……當紅鼻[指顧頡剛]到此時，我便走了；而傅[斯年]大寫其信，給我，說他已有補救辦法，即使鼻赴京買書，不在校；……現在他們還在挽留我，當然無效，我是不走口頭路的。」他原是一介書生，不習慣做行政事務，性情又梗直，不會拐彎抹角，就很容易與刁鑽的同事發生矛盾。全是為了自己的那一點「野心」，才勉力挑起教務長這副擔子，現在竟弄得連勢不兩立的對頭也跑到身邊來當教授，這豈不是又落入廈門大學的覆轍了嗎？依他向來的脾氣，自然是一走了之。

　　當然，他更震驚的還是「四·一五」大搜捕。自到廣州以後，他對國民黨一直抱有好感，也為北伐的節節勝利感到高興，他那樣無保留地讚揚孫中山，除了受風氣傳染，也因為他大體上贊同孫中山的理想。可是，一直舉著孫中山的旗幟的國民黨，竟會這樣大規模地搜捕前一天還是同盟者的共產黨員，抓去那麼多無辜的人，還要那樣殘酷地殺戮被捕者，還要得意地形諸筆墨，什麼「用斧劈死」，什麼「亂槍刺死」……這實在出乎他的意料。在北京，是段棋瑞的衛隊屠殺請願學生，到廣州，卻又看見國民黨更大規模地殺戮昔日的盟友，偌大一個中國，難道就逃不脫這樣的慘劇？他尤其震驚的，是那屠殺者中間，竟也有許多青年人，不但是年輕的目不識丁的赳赳武夫，更是年輕的戴著眼鏡的大學生，投書告密，助官捕人，這些青年似乎還格外起勁。在北京時，青年學生的冷漠和健忘，已經使他深受刺激，現在這更可怕的情形，會給他怎樣沉重的打擊？他說：「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在南方的溫暖、生機和光亮當中，竟看見了更為嚴重的寒冷、死地和黑暗，他簡直目瞪口呆了。

　　國民黨的「清黨」不但在精神上給他嚴重的打擊，而且在人身安全上，也似乎要對他造成威脅。他和廣州的共產黨人本沒有多深的交往，但他曾列名于成仿吾等人的一個頗具赤色意味的《中國文學家對於英國智識階級及一般民眾宣言》，又恰在「清黨」後的第六天辭去中山大學的教職，有些人就難免要推測，他這是在表示抗議。知情者如傅斯年，又故意含糊其辭，更助長了這種推測，以至香港的一家報紙公開登出消息，說他因為「親共」而躲避起來了。魯迅自己知道是怎麼回事，當然不會太擔心。但是，在當時那種滿街軍車急駛，人人風聲鶴腴的情況下，有了那樣的傳聞，實在也難保不會出什麼意外，所以，他又不敢放鬆警惕。他在廣州已經無事，卻寧願忍受酷熱繼續逗留，這除了一時決不定何去何從，是不是也為了不願授人以柄呢？「清黨」給了他刃晰大的震驚，先前那不憚以惡意去揣測世事的習慣自然會膨脹起來，倘若他不自覺地誇大種種可能的危險，一時神經過敏，也是十分自然的吧。直到五月底，他的擔心才開始消減，有朋友聽到傳聞，寫信來問，他國複潞：「事太湊巧，當紅鼻到粵之時，正清黨發生之際，所以也許有人疑我之滾，和政治有關。實則我之『鼻來我走』（與鼻不兩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黴之至）之宣言，遠在四月初上也。……兄所聞之流言，或亦此類也歟。然而『管他媽的』可也」，口氣已經輕鬆了許多。到了七月，他更公開露面，到一所中學和廣州市教育局作了兩場演講。人既露了面，那些流言自然就消散了。

　　流言消散了，他也就可以走了。九月二十七日，他和許廣平一同登船，離開了廣州這塊險惡的是非之地。可是，還沒容他們喘口氣，新的麻煩又來了。當時廣州往上海的船，都要經過香港，香港的海關人員，也就要上船檢查。魯迅這一回自不例外，遇上兩位身穿綠制服，如狼似虎的檢查員，把他的書籍和皮箱翻了個底朝天，甚至撕碎裝魚肝油的紙匣，捅穿餅於罎子的封口，最後是收了他二十塊錢的賄賂，才放過了他。魯迅很詫異，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兇狠地檢查他，船上的茶房說：「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販鴉片的」，這真使他愕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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