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32)_王曉明

三二

　　這緊張也井非無因。就在他到廈門不久，北京和上海的熟人間已經有一種傳聞，說他和許廣平同車離京，又從上海同船去廈門，「大有雙宿雙飛之態」。他們還沒有同居，議論就已經來了，真是同居了，那流言真不知要飛舞到怎樣。事實上，一九二八年二月，他和許廣平同居不到半年，就收到過這樣一封信：「魯迅先生：昨與××××諸人同席，二人宣傳先生討姨太太，棄北京之正妻而與女學生發生關係，……此事關係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寫信人自稱是崇拜魯迅的青年，卻如此看待他和許廣平的愛情，這教他作何感想呢？社會上永遠有好奇者，有好事者，有小人，有庸眾，你就是再循規蹈矩，謹小慎微，只要你是名人，就總會有流言粘在背上，有惡意跟蹤而來。乾脆想通了這一點，不去管它，人反而能活得自在，魯迅同輩的文人中，就頗有一些人是放浪灑脫，無所顧忌的。但是，魯迅做不到這一點，愈是心中「鬼氣」蒸騰，愈是把社會看得險惡，一點小小的流言，就愈會引發他廣泛的聯想；形形色色的遺老遺少的攻訐，報章雜誌上的惡意或無聊的渲染，學界和文壇上的有權勢者的封鎖，最後是經濟上的拈據和窘困：他已經無力擺脫那個涓生和子君式的悲劇的夢魘了。

　　正因為心頭總是壓著那個夢魘，魯迅和許廣平同居之後，依然左盼右顧，如履薄冰。他將許廣平的臥室設在三樓，自己則住二樓，對外只說她給自己當助手，作校對，除了對極少數親近朋友，一概不說實情。即便去杭州，實際上是度蜜月，他也要遮遮掩掩。動身之前。他先要杭州的朋友預訂一間有三張床的房間；到了杭州，許欽文等人接他們到旅館，住進那房伺後，正要離開，他卻喚住了許欽文，眼睛盯著他，「嚴肅他說：『欽文，你留在這裡。以後白天有事，你儘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這裡來！』」他並且指定許欽文睡在中間那張床上，將自己和許廣平隔開——這是怎樣奇怪的安排！一年半以前，他鼓勵許廣平到中山大學給他當助教，口氣是何等堅決：「不必連助教都怕做，對語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了。」可你看他這住房的安排，不正是自己要作流言的囚人嗎？越是知道他白天玩得那樣快活，看到他晚上這樣睡覺，我就越感到悲哀，除了喝醉酒，他大概一輩子都沒有真正放鬆過吧，陪伴心愛的女人到西湖邊上度蜜月，都會如此緊張，這是怎樣可憐的心境，又是怎樣可悲的性格？

　　這樣的緊張一直持續了很久。從一開始，許廣平就沒有向親屬說過實情。直到一九二九年五月，她已經懷了五個月的身孕，她的姑母到上海，她才將實情告訴她，並請她轉告家中的其他人。在魯迅這一面，也是從這時候起，才陸續告訴遠。方的朋友。但即使是通報，口氣也往往含糊，譬如他給未名社的一位朋友寫信，說那些流言如何氣人，於是他索性「到廣東，將這些事對密斯許說了，便請她住在一所房子裡——但自然也還有別的人。前年來滬，我也勸她同來了，現就住在上海。幫我做點校對之類的事……」

　　這哪裡只是通報，中間夾著這麼多解說，而且到了最後還是含混，並不把事情說清楚。也許他並非存心如此？那麼，心裡明明想告訴別人，寫出來卻這樣吞吞吐吐，這又說明了什麼呢？許廣平將實情告訴姑母後，對魯迅說：「我的親人方面，如由她說出，則省我一番佈告手續，而說出後，我過數月之行動[指生產]可以不似驚弓之鳥，也是一法。」什麼叫「驚弓之鳥」？莫非在下意識裡，他們自己也有點心虛？一個人受多了壓抑，就會喪失從自己的角度看事情的能力，甚至連評價自己，也會不自覺地仿照周圍人的思路。尤其當與社會習俗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就是再明白自己應該理直氣壯，心理上還是常常會承受不住，不知不覺就畏縮起來。魯迅和許廣平這「驚弓之烏」的緊張，是不是也正來源於這一點呢？當然，他們願意將消息公諸親友，總還是因為有了信心，你看魯迅這時候寫給許廣平的信：「看現在的情形，我們的前途似乎毫無障礙，但即使有，我也決計要同小刺蝟[對許廣平的呢稱]跨過它而前進的，絕不畏縮」，就表露出終於松了一口氣的輕鬆感。但是，要到同居一年半以後，才剛剛松這一口氣，他們先前的屏息擔心，未免也太過分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魯迅和許廣平相愛而終於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舉動。正是在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現了生命意志的執拗的力量，表現了背叛傳統禮教的堅決的勇氣，表現了一個現代人追求個人自由的個性風采。但是，也恰恰在這件事情上，他內心深處的軟弱和自卑，他對傳統道德的下意識的認同，他對社會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現得格外觸目。一個人一旦相信愛情，就不再是虛無主義者，魯迅能夠打開一個缺口，也就應該可以沖出「鬼氣」的包圍，如果這樣來看，他和許廣平的同居就正顯示了他對自己命運的一次重大的勝利，但是，他在沖出包圍的途中，要經歷那麼多的猶豫和權衡，這會不會使他終於爭取到手的幸福，不知不覺就變了味呢？男女愛情，這本是為人的一項基本樂趣，倘若你必須要耗費那麼長的生命，經歷那麼深的痛苦，才能夠獲得它，你還能說它是一項樂趣嗎？用太多痛苦換來的幸福，它本身已經不是幸福，它甚至會變成一筆三債，將承受者的脊樑壓彎。因此，我一想起魯迅硬拉許欽文同眠一室的情景，先前那因他們同居而產生的欣喜心情便迅即消散。魯迅是獲得了勝利，可恰恰是這個勝利，宣告了他將難得再有真正的勝利。

　　〖第十三章　沒完沒了的「華蓋運」〗

　　實際的情形正是如此，愛情並不能使魯迅擺脫困境。就拿他到廣州這件事說吧，他所以願意去，除了與許廣平會面，也還有另外的意圖，他自己說：「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也想致廣州後，對於『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可他人還未到廣州，郁達夫和郭沫若已經離開中山大學，不能建造聯合戰線了。他卻仍不洩氣，將眼光轉向中山大學：「只要中大的文科辦得還像樣，我的目的就達了。」這所謂「還像樣」，就是指像北京大學的樣。他畢竟是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他對蔡元培創立的那一種崇尚自由的大學風氣，對這風氣的發源地北京大學，始終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的確，在現代中國，只要存在這樣的大學，那就無論遇上怎樣的專制和高壓，思想的火炬都不會熄滅。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要想對社會施加影響，恐怕也只能從發揚北大鳳氣這樣的事情人手。所以，魯迅一到中山大學，除了做國文系的主任，還擔任教務長，一頭紮進教務堆中，忙得不可開交。他公開以「五四」時候的風氣作為標準，在一次教務會議上，他主張讓學生有研究、活動。和組織的自由，就特地舉出北京大學作為榜樣。直到四月十五。日國民黨大舉「清黨」，從中山大學抓走幾十個學生，他還以「五四」為例，在他召集的緊急會議上據理力爭：「五四運動時，學生被抓走，我們營救學生，甚至不借發動全國工商界都罷工罷市。……我們都是五四運動時候的人，為什麼現在這麼多學生被抓走，我們又不營救了呢？」在廣州的最初幾個月，無淪說話做事，他的態度都那樣積極，和在廈門時候是大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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