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31)_王曉明

三一

　　當然，愛情在他身上喚起的，絕不止是親近自然的遊興。一說到愛情，人總會習慣性地想到青春，想到年輕的生命，尤其魯迅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更容易把愛情看成青年人的專利，許多人鼓吹愛情至上的最大理由，不就是青春和生命的天賦權利嗎？許廣平是那樣一個富於活力的姑娘，又比魯迅年輕那麼多，魯迅一旦與她相愛，這愛情就會對他造成一種強大的壓力，要求他振作精神，盡可能地煥發生命活力。倘說在紹興會館時，他自安于「農奴」式的枯守。還可以倚仗老成和冷靜來抵擋世俗歡樂的誘惑，甚至克制和壓抑生命的本能衝動；他現在卻必須完全改變，要竭力振奮起自己的人生熱情，竭力放縱那遭受長期壓抑，差不多快要枯萎的生命欲望。男人畢竟是男人，魯迅即便把人生看得很透，也總會希望自己是一個富幹活力的人，一個能夠讓女性崇拜的人。他當然有自卑心，所以才說自己「不配」；但他更多的是妄強心，他希望自己能有潔力，至少在精神」上依然年輕。事實上，也只有當這要強心在他頭腦中占上風的時候，他才會但然地接受許廣平的愛。只是這要強心一面允許他擁抱許廣平，一面卻又暗暗地告誡他：你必須像個年輕人！

　　魯迅本就是情感熱烈的人，假如他真正率性而行，至少在精神上，他的許多表現自然會洋溢出青年人的氣息。他對黑暗的極端的憎惡，那種不願意「費厄潑賴「（FairPlay）的決絕的態度，都是極能引起青年共鳴的特性。但是，他畢竟又是個思想深刻的人，四十年的經歷早向他心中注入了一種深廣的憂鬱，迫使他養成一種沉靜的態度，不喜歡歡呼雀躍，也不主張赤膊上陣，不輕信，更不狂熱，選一處有利的屏障，伏在壕塹中靜靜地觀察，這正是他到北京以後逐漸確定下來的人生態度，也是真正符合他的深層心境的人生態度。因此，一旦他有意要振作鬥志，煥發精神，以一種青年人的姿態置身社會，他的言行就常常會逾出「常態」，顯出一種特別的情味。比方說，他從來就是個實在的人，說話都是有一句說一句，可在磚塔胡同的家裡與姑娘們笑談的時候，他卻屢次提到自己床鋪下面藏著一柄短刀，又詳述自己在東京如何與「綠林好漢」們[指光復會中人]交往，言語之間，時時露出一絲誇耀的意味。

　　再比如，到二十年代中期，他對青年學生已經不抱什麼期望，所以「女師大風潮」鬧了半年多，他一直取旁觀態度。可是，一旦與許廣平們熟識，他的態度就明顯改變，代她們擬呈文，趙草宣言，還一個一個去聯絡教員簽名，組織校務維持會，裡外奔走，口誅筆伐，終至被章士釗視作眼中釘，我不禁想，倘若他並不認識許廣平她們，他的態度會有這麼大的轉變嗎？即便出於義憤，站出來聲援學生，也不過是像聯署那份宣言的馬幼漁們一樣，說幾句公道活了事吧。

　　同樣，他向來就不大贊成學生請願，不但對「五四」運動作過那樣冷淡的評價，就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他還硬把許廣平留在家裡，不讓她去執政府門前請願：「請願請願，天天請願，我還有東西等著要抄呢！」可是，當「三．一八」慘案的消息傳來，死難者中間又有他熟稔的女師大學生劉和珍，他的反應就完全不同了。他接二連三地寫文章斥駡當局，口氣激烈得近於切齒，我難免又要想，倘若他不是對劉和珍們懷有親近的感情，他的反應會不會有所不同？身為這些年輕姑娘的親近的師長，對她們的慘遭屠戮卻全無救助之力，望著許廣平們的悲憤的眼光，他簡直不知道說什麼好：我猜想，大概正是這樣的一種心情，才使他下筆的態度格外激烈，詛咒的口氣也格外決絕吧。推而廣之，他在二十年代中期的公開的文章中，依舊勉力唱一些其實心裡並不相信的希望之歌；在明明已經深覺沮喪的情形下，依舊戴著面具，表現出充滿熱情的鬥士的姿態，所有這些「心口不一」的行為背後，是否都有那愛情的壓力在起作用呢？

　　不用說，他到廣州與許廣平會合以後，這壓力就更大了。有活力的人不應該老是神情陰鬱，於是他勉力說一些鼓舞人的話，有一次甚至斷言：「中國經歷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朵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有活力的人不但應該對將來抱有信心，更應該投入實際的革命，許廣平就正是這樣做的，她自己是國民黨左派，對「國民革命」滿懷熱情。於是魯迅藏起他先前那個徹底的懷疑意識，也來熱烈地讚揚北伐，讚揚革命。

　　尤其是對青年人發表演講，他更是慷慨激昂。他稱讚廣州是「革命策源地」，而現在已是「革命的後方」；他向中山大學的學生呼籲，要他們用「革命的精神」，「彌漫」自己的生活「這精神則如日光，永永放射，無遠弗到。」。他更說自己「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在一次演講會上，他甚至提高了嗓門，大聲號召說：「廣東實在太平靜了，我們應該找刺激去！不要以為目的已達，任務已完，像民元革命成功時說的，可以過著很舒服的日子！讀著他這些激進的言辭，我仿佛能想像到當時的情景：一個黑瘦矮小，年近半百的人，迎著台下年輕聽眾們的熱切的目光。用紹興腔提高了嗓門大聲呼喊——為了煥發青春的氣息，他的確是盡了全力了。這也自然，身邊有許廣平，四周又是初到廣州時的青年人的熱烈的歡迎，任何人處在這樣的境遇裡，恐怕都不免要興奮得像一個十六八歲的小夥子吧。

　　魯迅畢竟不是十六八歲的小夥子了。一九二七年舊曆初三，他和許廣平等人漫步越秀山，當踏上一個小土堆時，也許是想表現一下自己的身手還健，他執意要從那土堆上跳下來。他是跳下來了，但卻碰傷了腳，半天的遊興，就此打斷。這腳傷還遲遲不肯痊癒，半個月後他去香港作演講，還是一拐一拐的，走得很費力。不知為什麼，每當讀到他在廣州的那些激昂的言辭，我就總要想起這件事，它似乎是一個象徵，既表現了他的心情的活潑，更表現了他的心有餘而力不足。他四十五歲才嘗到愛情，已經太晚了，他無法像十六八歲的小夥子那樣忘情地擁抱它。在整個二十年代中期和晚期，他常常都情不自禁地要用惡意去揣測世事，要他單單在爭取個人幸福的事情上卸下心理戒備的盾牌，他實際上也做不到。因此，即使他決意和許廣平同居了，即便他努力顯示一種勇敢的姿態，他內心還是相當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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