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30)_王曉明

三〇

　　許廣平是多麼敏感的人，立刻就覺出了魯迅的心思，她知道他有疑慮，也知道這疑慮的深廣，她甚至還想到了他的可能的後退，這自然使她深為不滿，就用這樣激動的口氣回信說：

　　你信本有三條路，給叫我「一條光」，我自己還是
　　瞎馬亂撞，何從有光，而且我又朱脫開環境，做局外
　　旁觀。我還是世人，難免於不顧慮自己，難於措辭，但
　　也沒有法了。到這時候，如果我替你想，或者我是和
　　你疏遠的人，發一套批評，我將要說：你的苦了一生，
　　就是一方為舊社會犧牲。換句話，即為一個人犧牲
　　了你自己。而這犧牲雖似自願，實不啻舊社會留給
　　你的遺產。……你自身是反對遺產制的，不過覺得這
　　分遺產如果拋棄了，就沒人打理，所以甘心做一世農
　　奴，死守遺產。……我們是人，天沒有叫我們專吃苦
　　的權利，我們沒有必吃苦的義務，得一日盡人事求生
　　活，即努力做去。我們是人，天沒有硬派我們履險的
　　權力，我們有坦途有正道為什麼不走，我們何苦國了
　　舊社會而為一人犧牲幾個，或牽連至多數人，我們打
　　破兩面委曲忍苦的態度，如果對於那一個人的生活
　　能維持，對於自己的生活比較站得穩，不受別人藉口
　　攻擊，對於另一方，新的部面，兩方都不因此牽及生
　　活，累及永久立足點，則等於面面都不因此難題而失
　　了生活，對於遺產拋棄，在舊人或批評不對，但在新
　　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以任何無理批評，即批評也
　　比較易立足。……因一點遺產而牽動到了管理人行
　　動不得自由，這是在新的狀況下所不許，這是就正當
　　解決講，如果覺得這批評也過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
　　談話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沒有不能吃苦的。

　　這信寫得很動情，也許是急不擇言吧，許多話都說得很直。她一下子挑穿了魯迅不願意解除舊式婚姻的內心原因，又用那樣熱烈的口氣激勵他作出決斷。她甚至不隱瞞自己的焦急和。不快，最後那一段話，簡直是在賭氣了。

　　也幸虧是這樣的急不擇言，反而打消了魯迅的疑慮。說到底，他最大的顧慮正在許廣平本人，現在從她的這封信，他看見了她的真心，許多擔心和猶豫，一下子消散了。他立刻回信，語氣非常誠懇，不再有前一封信中的含混，態度也很樂觀。似乎是決意要走第三條路了：「我一生的失計，即在向來不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聽人安排，……再後來，思想改變了，但還是多所顧忌，這些顧忌，大部分自然是為生活，幾分也為地位，所謂地位者，就是指我歷來的一點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動的巨變而失力量」，「我也決計不再敷衍了。……離開此地之後，我必須改變我的農奴生活」，「我覺得現在Ｈ．Ｍ．比我有決斷得多……」一個多月以後，他更明白表示：「我對於名譽，地位，什麼都不要，只要梟蛇鬼怪夠了」，這所謂「梟蛇鬼怪」，就是指許廣平。

　　也就在他終於確信了許廣平的愛情的同時，廣州中山大學接連來信，熱情地邀他去擔任國文系的教授和主任。這無疑從另一面增強了他的勇氣。人世間不但真有值得信賴的愛情，他自己也還有可以闊步的生路、無論從哪一頭看，他的條件似乎都要比涓生和子君好得多，那麼，他為什麼不試一試呢？從旁觀者的眼光看，這自然是又陷入了對自己命運的錯覺，但是，一個剛剛開始全身心浸入愛情的人，他會情不自禁地把整個世界都看成是玫瑰花，會以為自己一拳便能打出個新天地，這一點錯覺又算得了什麼？魯迅內心的虛無感是那體深厚，他大概也只有靠這樣的錯覺，才能夠擺脫它的羈絆吧。他終於下定了決心。一九二七年一月到廣州，住進中山大學之後，即由許廣平陪伴在旁，即便有客來訪，她也並不回避。十個月之後他到上海，更在虹口的景雲裡租了一幢三層的房子，與許廣平公開同居。在舊式婚姻的囚室裡自我禁閉二十年之後，他總算逃出來了。

　　身邊有了許廣平，他似乎年輕了許多。他的衣著現在有人料理，頭髮和鬍鬚現在有人關心，在那麼長久地禁欲之後，他終於體會到了女性的溫暖和豐腴，他的整個心靈，都因此變得鬆弛了。在廣州，他與許廣平等人接連遊覽越秀山，白天逛花市，晚上看電影，滿臉歡愉，興致勃勃。到上海之後不久，又和許廣平去杭州遊玩，雖然是七月份，暑熱逼人，他卻毫不在意，去虎跑品茶，到西湖泛舟，快活得像一個小孩子。陪同遊玩的許欽文和章廷謙都暗暗驚喜，從他們十幾年前做魯迅學生的時候起，還從未見他表現過這樣濃的遊興。魯迅本是個善感的人，你只要讀過他的《社戲》，就一定會記得他對家鄉風物的那種善感的天性。可是，由於家道中落以後的種種刺激，到了青年時代，他卻對自然風景失去了興趣。他在東京那麼多年，只去上野公園看過一次櫻花，而且還是和朋友去書店買書，順路經過才去看的。他在仙台整整兩年，附近不遠就有一個著名的風景區松島，他也只去玩過一次。回國以後，住在杭州那樣優美的地方，一年間竟只去西湖遊過一次，還是朋友情的客。別人都連聲稱讚「平湖秋夜」和「三潭映月」，他卻以為「不過平平」。一九二四年他寫《論雷峰塔的倒掉》，居然把雷峰塔和保淑塔弄錯了位置，你當可以想像，他平日對這些景致是如何不留心。以後到北京，住的時間更長，遊玩卻更少。即使去西安，主人安排他們遊覽名勝古跡，他最感興趣的地方，卻是古董鋪。弄到最後，他甚至公開說：「我對於自然美，自恨並無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動。」我不知道他說這話有多少調侃的意味，倘是講真話，那他是錯了。對自然風景的敏感，是人的天性，每個人的天賦當中，多少都埋有親近大自然的情感萌芽，只是由於後來的經歷不同，有些人的天性得到激發，變成酷愛自然之美的多情者，有些人的天性卻遭受壓抑，便自以為對山水缺乏敏感了。面對優美的自然風景，我們會不會深受感動，這實在可以作為衡量我們的自然人性是不是正常發展的重要標尺。固此，看到魯迅在廣州和杭州玩得那樣快活，我想誰都會為他高興，他童年時代的善感的靈性。那《社戲》中的天真田情態，終於在他身上復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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