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26)_王曉明

二六

　　到了這一步，魯迅驅逐內心「鬼氣」的思想戰場，已經在他的小說中充分展開，《在酒樓上》呈現出這樣一個「我」與呂緯甫面面相對的結構，夏表明他已經發動了進攻。從小說的結尾來看，勝利似乎是在「我」一邊，魯迅似乎是有能力告別呂緯甫式的沮喪了了。

　　但是，寫於一年半之後的《孤獨者》，卻表明情況並非如此。這一回，作者描寫主人公魏連殳，是比對呂緯甫更無顧忌，幾乎就是照著自己的肖像來描畫他。首先是相貌：「一個短小削瘦的人，長方臉，蓬鬆的頭髮和濃黑的鬚眉占了一臉的小半，只見兩眼在黑氣裡發光」，這與他在紹興教書時的相貌幾乎一模一樣。其次是行狀：「對人總是愛理不理的，卻常喜歡管別人的閒事；常說家庭應該破壞，一領薪水卻一定立即寄給他的祖母」，還「喜歡發表文章」，「發些沒有顧忌的議論」，倘將祖母換成母親，就不都是他自己的事麼？再就是思想，魏連殳先是相信「孩子總是好的，他們全是天真」，結果卻被「天真」的孩子仇視了，於是生出幻滅和憎惡，這段歷程簡直就是從他的頭腦中錄下來的。至於魏連殳借祖母一生所發的長篇議論，他寫給「我，的那一封信，特別是其中的許多話，更是非魯迅不會有，唯有他才寫得出的。小說的許多素材，像魏連殳殮葬祖母，在城中遭受流言和惡意的包圍，都是取自作者的親歷，也沒有誇張，幾乎就是實錄。甚至一些細節，譬如小孩子拿一片草葉說「殺！」也是他在其他地方用過，改也不改就搬來的。在魯迅的全部小說中，還沒有一個人物像魏連是這樣酷似作者，你當可想像，那種直接剖析自己的衝動，已經在他的創作中膨脹到什麼程度。

　　從表面上看，作者描述魏連殳的態度，和對呂緯甫一樣，他也設置了一個一我」，它在小說敘事結構中的位置，和《在酒樓上》裡的「我」完全相同。甚至緒尾也一樣，而且更直截了當：「我快步走著，仿佛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沖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麼掙扎著，久之，久之，終於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裡夾雜著憤怒和悲哀。我的心境就輕鬆起來，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但是，你再仔細看進去，就會發現，他的態度其實遠不像這結尾表現的這樣明確。他把魏連殳描寫成那樣一個剛強的人。他對人生有幻想，可一旦看穿了，卻又比誰都透徹，譬如對那「一大一小」的評論，就顯示了對人心的異乎尋常的深察，一個人對親戚都能看得如此透徹，還有什麼人心的卑劣能驚駭他呢？對待社會的壓迫，他的抵抗更是十分堅決，絕不像呂緯甫那樣軟弱，那樣缺乏承受力，就連最後的自戕式的毀滅，也是對黑暗的報復，大有一種以自己的腐爛來加劇社會腐爛的意味。你看他已經被放進棺材了，還是「很不妥帖地躺著」，到死都不是一個順民。作者的這樣的描寫，勢必會促人發問：連魏連殳最後都失敗了，難道面對中國的黑暗，呂緯甫那樣軟弱的人要頹唐，魏連殳式的剛硬的人也同樣要絕望？在這樣的問題面前，無論結尾如何強調「我」的快步逃脫，都難以轉移讀者的視線吧。與《在酒樓上》相比，作者對「鬼氣」的探究是大大深化了。

　　作者態度上的曖昧尤其表現在小說的第三節中。「我」當頁批評魏連殳：「那你可錯誤了。人們其實並不這樣。你實在親手造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裡面了，你應該將世間看得光明些」。這其實是作者對自己說的話，虛無感也好，懷疑心也好，都是從一個根子上長出來的，那就是對人世的不信任。中國的社會也確實可怕，一個人稍微有一點悟性，又有一點記性，便很容易陷入這種心境。魯迅一直想要擺脫這種心境，他對自己最可說的一句話，就是「人們其實並不這樣」。可你聽魏連殳的回答：「也許如此罷。但是，你說：那絲是怎麼來的？」在整篇小說中，這是最令人震撼的一句話，它不但把「我」的全部責難都擊得粉碎，而且把小說的標題一下子放大，將它直推到讀者面前，使你無法回避作者選取這個標題時的悲苦用心。是的，一個被虛無感纏繞住的人，正是一個最孤獨的人，魯迅在十年前就飽嘗過這份孤獨，現在又發現自己再一次深深地陷入其中。他當然想擺脫，可另一種咀嚼這孤獨的欲望又那樣強烈，正是這份複雜的心態使他寫出了這麼一個魏連殳，他在證實了「鬼氣」會將你引向什麼樣的毀滅的同時，又證實了你將無法擺脫那「鬼氣」的引領。與呂緯甫幾乎正相反，魏連殳讓人感到的，是「鬼氣」的雄辯和「我」的囁嚅。

　　在寫出《孤獨者》之後僅僅四天，魯迅又寫下了短篇小說《傷逝》。它在形式上和《祝福》頗為相似，也是在「我」的自歎自剖當中，嵌進一個第三人稱的故事。因此它也是用兩副筆墨，寫到「我」的心理活動，用那種曲折繁複的句式，敘述子君和涓生的戀愛，則用那明白如話的白貓句式。甚至小說關注的話題，也有相承之處，《祝福》不是討論過「我」應否對祥林嫂、說真話嗎？《傷逝》中涓生的最大的悔恨，也就在對於君說了實話：「我沒有負著虛偽的重擔的勇氣，卻將真實的重擔卸給她了。」

　　但我覺得，就創作的動機而言，《傷逝》和《孤獨者》更為接近。魏連殳是「孤獨者」這孤獨的盡頭是毀滅。那麼，不再孤獨，照著《孤獨者》中的「我」的意思，另外去尋一條生路？這生路又會將你引向何方？作者在《傷逝》中展開的，正是這樣一種探究，他同樣是用涓生和子君來模擬自己人生道路的某一種可能性。不用說，答案依舊是否定的，在社會和內心的雙重打擊下，子君死去了，涓生抱著悔恨的心情遷回原住的會館。儘管他像《在酒樓上》和《孤獨者》中的「我」一樣，在小說的結尾奮力掙扎：「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但那和子君相愛的悲劇依然罩在他頭上，以至他竟要「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傷逝》提供給作者的，還是一個老結論：此路不通。

　　在評價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時候，魯迅說：「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著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污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污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他能如此理解陀斯妥也夫斯基，顯然有自己的體驗，他的小說創作，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通過那個「我」，在小說中一一舉劾和揭發自己靈魂中的「鬼氣」，從呂緯甫到涓生的一系列人物，卻一一陳述那「鬼氣」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闡明它的深刻的光輝。非但如此，從《祝福》到《傷逝》，審問者的氣勢越來越弱，犯人的辯聲卻越來越高，這更是他始料不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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