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25)_王曉明

二五

　　正是這個渴望表現內心苦悶的強大的衝動，促使魯迅把自己作為主要的描寫對象，說到底，他在二十年代中期的最大的苦悶，就是不知道自己會變成什麼樣子。綏惠略夫式的絕望也好，虛無主義的「鬼氣」也好，都站在前面向他招手，他不願受它們的蠱惑，卻發現雙腳不由自主地向它們走去，在那些心境最陰鬱的時刻，他簡直都不認識自己了。一個人失去對自己的把握，這是最嚴重的精神危機，魯迅越是明白這一點，就越要拼命找回對自己的把握。要「找回」，就先得把自己的靈魂攤開來，即便其中是「鬼氣」蒸騰，也只能把眼睛湊上去，不把一樣東西看清楚了，你怎麼把握它？因此，他越是想驅逐內心的「鬼氣」，就越要作深入的自我分析，他當時還不願全卸下自己的面具，不願向公眾全露出自己的血肉，要探究自己的靈魂，利用小說和散文自然更為方便。倘說在《孔乙已》那樣的作品中，他常常還是不自覺地現出自身的一角，現在情形卻不同了，他有心要畫出自己的臉和心。

　　其實，早在一九二二年夏天寫短篇小說《端午節》的時候，他已經忍不住正面來描畫自己了。主人公方玄綽，在某部做官，文在學校兼課，常常給雜誌寫一點文章，家裡則有沉悶的夫妻生活，除了有個讀書的孩子，其他方面部和作者頗為相像，甚至包括他的姓，有一段時間，魯迅的朋友們給他取綽號，就是叫的「方老五」。當然不能說方玄綽就是魯迅，但他的生活狀況，卻正是魯迅可能遭遇的一種狀況，尤其是他那構成小說中心題旨的「差不多」論，更令人聯想到魯迅同時或稍後幾年發表的許多雜文，譬如《以小即大》，譬如《雜語》。不過，作者似乎又沒有打定主意正式來分析自己，他一面從自己身上取材，一面叉扭曲這些素材，他用一種戲謔化的方式，誇張那原先帶有自剖意味的細節，再摻進一些演繹和變形的成份，使你乍一看，真會以為他是在寫別人。可是，他的敘述筆調又一次拆了他的台。這是一種頗為曖昧的筆調，有一點揶揄，也有一點袒護，有時候像在諷刺，有時候又漏出同情，只要把它和另一篇稍後寫下的《幸福的家庭》的敘述筆調比較一下，你就會看出作者並不真能像寫別人那樣從容自如。方玄綽在屈辱中苦苦撐持，日漸沮喪的那一份心境，不知不覺就會絆住他的筆。

　　但到一九二四年寫《祝福》的時候，他的猶豫顯然消除了。這篇小說似乎是繼續《孔乙已》和《明天》的思路，借樣林嫂的故事來表現紹興社會的一角。可是，就在用平實的白描手法寫出祥林嫂的一生的同時，他又忍不住用了另一種繁複曲折的句式，對作品中的「我」細加分析，不借將「我」的自語和祥林嫂的故事，隔成明顯不同的兩大塊。他是那樣不怕麻煩，翻來覆去談論「我」在祥林嫂面前的支吾其辭，你就難免要猜想，他最關心的恐怕並不是祥林嫂。如果還記得他搬出八道灣時，與朱安作的那一番談話，如果也能夠想像，他面對朱安欲言又止的複雜心態，我想誰都能看出，他這種分析「我」的「說不清」的困境的強烈興趣，是來自什麼地方。在他的小說中，《祝福》是一個轉折，正從這一篇起，他的自我分析正式登場了。他把它排在《彷惶》的卷首，這從他的小說的變化來看，不正是一個恰當的提示嗎？

　　接著寫出的是短篇小說《在酒樓上》。「我」重返故鄉，卻在酒樓上遇見昔日的同事呂緯甫，先前是那樣一個敏捷精悍的人，曾和「我」同去城隍廟裡拔神像的鬍子，和別人議論「改革中國的方法」竟至於「打起來」，現在卻行動迂緩，神情頹唐，一副潦倒相。他奉母親之命回鄉來遷小兄弟的墳，明明已經找不到骨殖，卻將原葬處的土胡亂撿一些裝進新棺材，煞有介事地遷走，掩埋；又受母親之托，給原先鄰居家的順姑送兩朵剪絨花，可這姑娘已經病死，他就將花隨便送人，卻打算回去說，「阿順見了喜歡的了不得」。他甚至甘願給富家子弟教《孟子》和《女兒經》：「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隨隨便便……」

　　這樣一個呂緯甫，和作者有什麼相干？可你再仔細看看，他身上分明映著作者的影子。給小兄弟遷墳和順姑的病死，都是作者親歷的事情，他選用自己的經歷作素材，總含有幾分自我分析的意思。我特別要請你注意，呂緯甫一手擎著煙捲，對「我」似笑非笑說出的話：「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口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這樣總算完結了一件事，足夠去騙騙我的母親」；「你似乎還有些期望我，……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終於辜負了至今對我懷著好意的老朋友」——這不正是魯迅也會說的話麼？明知如此，卻願意另講一套去「騙人」的想法，一看見有誰對自己懷有期待，便深覺不安的心情，都是他後來公開表示過的，那飛了一圈又停口原處的人生概括，也是他對自己用過多次的。至於他那看穿一切價值，顧「自己苦苦過活」的虛無感，不就是呂緯甫的「隨隨便便」嗎？倘若他真是順著虛無感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多半就會和呂緯甫成為同路。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酒樓上》正是作者對自己內心「鬼氣」的一次專注的描述，主人公的精神歷程，正是他從那「鬼氣」的某一面概括出來的。甚至呂緯甫的臉相，都會令人想到他：「亂蓬蓬的鬚髮」，「蒼自的長方臉」，「又濃又黑的眉毛」——這不就是魯迅麼？

　　再來看那個小說的全部敘述都是依「我」的視線展開，一面是「我」看到的呂緯甫，一面是「我」對呂緯甫的評價，小說從頭到尾，這兩部分總是交織在一起，因此，呂緯甫的故事再打動人，「我」總是隔在中間，破壞讀者和主人公的情緒共鳴。看得出，作者很著重這個「我」，為了讓它一直在場，不惜設計那樣一個呆板的敘述結構，讓呂緯甫在酒樓上對著「我」長篇大論，滔滔不絕，小說的大部分都成了帶引號的獨白。他為什麼要這樣做，請看小說的結尾：「我們一同走出店門，他所住的旅館和我的方向正好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我獨自向著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見天色已是黃昏，和屋宇和街道織在密雪的純白而不定的羅網裡。」一種如釋重負的輕鬆，一種從窒悶潮濕的地方走出來，可以深深地吸一口氣的暢快，這正顯出了作者凸出那個「我』的用心所在，他固然要描述「鬼氣」，目的卻是想擺脫它，就在描繪出自己思想發展的某一種可能性，對它細加吟味的同時，他心中早有一個聲音發出警告：你必須和它劃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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