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23)_王曉明

二三

　　他似乎應該不會。到二十年代，他已經不再相信直線進化的觀念，對一些滿臉激烈的青年人，也愈來愈感到不滿；年齡的長幼，更和頭腦的新舊無關，他不會不懂這個道理。但是，他恰恰又有一塊心病，就是那回國以後不斷滋長的自我不滿，在十四年代中期，這不滿幾乎發展到了頂點，使他無法再像「五四」的時候那樣，驕傲地宣稱自己「血液究竟乾淨」了。因此，再面對那些比自己晚出，似乎更「新」的人事時，他的心理就相當矛盾。一方面，他能夠看透其中有一些的分量，是比自己輕得多；另一方面，他又不自覺地感到自卑心理，大大強化了他那衰老的自覺，將他一步步推進「夾在蹭」的苦惱。他原以為自己必定是屬未來，現在卻發現並非如此，自已很可能也不符合未來的標準，要遭受它的拒絕：你想想，這會對他造成多大的打擊！在所有引他入虛無感的心理路標當中，自我懷疑的這一支顯然是最醒目了。

　　以魯迅當時的情形，要拔掉這一去路標，唯一的方法就是修訂原先的自我設計，從那「精神界的鬥士」的標準上降下來，另劃一道更為切實的基準線。事實上，還在那自我不滿開始冒頭的時候，他就已經在作這樣的修訂了。一九一九年他表示，要「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孩子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將自己描述成一個站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界線上的犧牲者，比起十年前的慷慨自負，是更符合實際了。不單在這個時候，就是整個一生，他其實不都是一個犧牲者，一個深刻的悲劇人物嗎？但是，他為什麼會成為犧牲者呢？是自己願意還是只能如此？不把這一點想明白，這個新的自我設計還是說不圓。

　　於是到二十年代中期，魯迅明確提出了一個「中間物」的觀念。他感慨中國的改革還將繼續很多代，說：「這樣的數目，從個體看來，仿佛是可怕的，但……在民族的歷史上，這不過是一個極短時期。」一年以後，他又用哲學式的語言歸納道：「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推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予上，一切都是中間物。」他更由此引出關鍵性的推論：「當開手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這是找對了路徑，人的一切自解之道，精髓就在於尋找必然性。就是再不情願的事情，只要你能夠向自己證明，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你也就會低頭去做。魯迅提出「中間物」的觀念，用意正是在論證一種充當犧牲的必然性，既然萬事萬物，都不過是盡著一份「中間物」的大責，那我現在夾在黑暗和光明之間，甚至有一半還罩在陰影當中，也就無需苦惱，也無可慚愧了。你看，一旦論證出充當犧牲的必然性，先前的自我不滿不就可以化解了嗎？難怪從二十年代中葉開始，魯迅對自己有了一連串新的說法。他說自己是從舊營壘中殺出來的叛逆，又說自己甘願當一塊踏腳石，後來更將自己比喻成一個抽了鴉片而勸人戒除的醒悟者，一個「破落戶，不過思想較新……。」這些說法部各有所指，實際的意思也不盡相同，但是，它們都凸現了同一特點，那就是魯迅開始願意從「中間物」的立場來理解自己，你甚至不訪將它們都看成是他那個「不三不四的作者」的注解。他將自己從先驅者的位置挪到舊營壘和新世界之間，當然是後退了一大段，但恰恰是這個後退，使他在心理上重新站穩了腳。

　　魯迅竭力修訂的第三個認識，就是對知識分子和文學家的看法。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士為萬民之首」，還是西方近代的「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都把握筆的人看成社會的棟樑，民眾的導師。「五四」一代人深受這些觀念的薰陶，自然將自己看得很高。他們以居高臨下的態度來發動新文化運動，潛意識裡正是以救世者自居。魯迅也是如此，他在東京的時候那樣自信，一個很大的原因，就在他對自己打算扮演的角色——知識分子和文學家一抱有極大的崇敬，他相信思想和文學的力量，相信用筆可以撼動社會一但是，到二十年代中期，現實生活的接連不斷的教訓，已經將他逼到了這個信仰的反面，在一封通信中，他甚至說出了這樣的話：「我現在愈加相信說話和弄筆的都是不中用的人！」從當時的報刊上，他多少瞭解一些俄國的狀況，知道不少曾經熱烈讚頌草命的作家，包括葉賽甯那樣卓越的詩人，都相繼自殺了。一旦他把這兩方面的情況聯繫起來，一種更為陰鬱的揣測就油然而生：莫非們營壘裡要壓迫知識分子和文學家，新世界也同樣容不下他們？莫非他們真就像自己描繪的那個影子一樣，無論黑暗和光明那一邊擴展，都註定了只能沉沒？他在這個時候的幾乎全部的痛苦，都被這個問號勾起來了。

　　這就逼得他要重新思考知識分子和文學家的命運。一九二六年七月他說：「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沖進去，乃仍被吞沒，或者受傷……」在寫於同時的一篇譯文的後記中，他又借評論俄國詩人勃洛克，說了同樣的話。這些話的意思很明確：革命是必然要給知識分子和文藝家造成痛苦的。一九二七年春天，他談及北洋政府的恐怖統治，又重複他在北京說過的話，「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這也是在強調必然性：文學本來就沒有對抗專制的力量，它在黑暗中的命運，不過是被「殺」而已。顯然，他還是用的老法子，要把那令人沮喪的現象，說成是無可避免的事情。在一九二七年春天，他並沒有能形成一個對知識分子和文學的比較完整的新認識，這個問題大大，他一時也不可能想清楚。但是，就從他這種對痛苦的必然性的強調，我已經能夠想像出，他將要形成的那個新認識，將會是怎樣陰暗。

　　魯迅在虛無感中沉溺得太深了，他竟不得不用這樣極端的方法來振拔自己。將來，自己，知識分子，文學，他現在統統將它們捺入泥水，弄得它們一個個滿身污垢，黯淡無光。天地本來便一片昏暗，社會本來便異常險惡，既然置身這樣的天地和社會，受苦受難是在所不免——當看到他竟是用這樣的方法來緩解沮喪和虛無感的時候，你會不會覺得他太了不起，也太可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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