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22)_王曉明

二二

　　〖第十章　驅逐「鬼氣」〗

　　魯迅戴著面具上陣呐喊，最後卻陷入深廣的虛無感，他逃離「待死堂」的第一次努力，是明顯失敗了。但他不會甘心，因為他同樣不能承受那個虛無感。他雖然說自己不再想那些「哲學式的事情」了，可是，真能夠修煉到整天只認得鼻子底下一小塊地方的人，世上又有幾個呢？魯迅向來是那樣自尊好強，就連不願意與朱安離婚，也要講出一番大道理：「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做一世犧牲，是萬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乾淨，聲音究竟醒而且真。」現在要他承認自己的人生並無意義，他是怎麼都不會願意的。因此，就在他似乎是無可避免地一步步陷入虛無感的同時，他又本能地要從那裡面拔出腳來。他寫信對朋友說：「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裡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而不能。」雖是「不能」，卻仍想「除去」，從二十年代中葉起，他又開始了第二次艱難的掙扎。

　　一個人所以會恨恨地宣告人生沒有意義，總是因為他太相信人生是有意義了，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正是他原先對人生的確信，將他推人了虛無感的懷抱。魯迅當然懂得這一點，因此，他驅逐內心「鬼氣」的第一步，就是修訂對人生的認識：我原先這樣理解你，結果大失所望，痛苦不堪；現在我換一個角度打量你，或許會覺得好一點？

　　在一九二五年，魯迅已經到了非常討厭別人侈談將來的地步，他甚至把所有「將來一定好」式的議論，都看成是某種欺騙：「記得有一種小說裡攻擊牧師，說有一個鄉下女人，向牧師歷數困苦的半生，請他救助，牧師聽畢答道：忍著罷，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後定當賜福的。』其實古今的聖賢以及哲人學者之所說，何嘗能比這高明些。他們之所謂『將來』，不就是牧師之所謂『死後』麼」這正是一段典型的虛無主義的氣話，他原先大相信那些哲人的高論，現在才這樣憤激地抨擊它。但是，說「將來一定好」，這只是對將來的一種判斷，你可以不信它，但你這「不信」本身，正也表現出對將來的另一種判斷。人其實是很難做到不想將來的，尤其像魯迅這樣的人，他總需要有一個關於將來的說法，作為自己行動的依據。「因此，他那些反對侈談將來的言論。不過是說明了他自己對於將來的苦苦的思索。

　　一九二七年冬天，他筆下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大時代」。他說：「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幾個月後他又預言：「不遠總有一個大時代要到來。」這「大時代」是什麼呢？他解釋說：「許多為愛的犧牲者，已經由此得死」，他們「以愉快和滿意，以及單是好看和熱鬧，贈給身在局內而旁觀的人們，但同時也給若干人以重壓」；「這重壓除去的時候，不是死，就是生。這才是大時代。」話雖說得折拗，意思還是明白的，到獻身者的犧牲不再僅僅引人旁觀，而是逼人奮起的那一天，黑暗和光明將會有上場殊死決戰，這決戰的時候，便是大時代。其實，信用他後來評論小品文的話，是還有更加簡潔的解釋：「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極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於恢復。」

　　仔細想起來，這「大時代」的說法當然是令人沮喪的，它非但不安慰你，說在決戰中黑暗一定失敗，它還要提醒你，說現在連作這種決戰的條件都不具備。但是，它卻十分符合魯迅的需要。它既非空泛的許諾，也不是絕望的梟鳴，光明雖不二定得勝，畢竟也還有一半的希望。更何況，它能夠有效地解釋眼前的黑暗，甚至可以解釋即將圍過來的更濃的黑暗，既然現在是進向「極期」的時候，黑暗的擴大也就十分自然了。設想叫下，比起那種因為渴望快速走進光明，事實上卻滿目黑暗，於是禁不住狂躁忿怨的情形，你現在懷抱這個「大時代」的理論，是不是比較能夠忍受黑暗，不那麼容易絕望了呢？也真虧他想出這麼一個對將來的判斷，他使用的，其實還是「五四」前那個把「將來」推遠去的老法子，但他現在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可以用它來填補那看破歷史進步論之後的精神空虛，緩解歷史虛無主義情緒的重壓了。至少，他不再是被現實黑暗震駭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你一定還記得，當寫《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的時候，魯迅是多麼自信，字裡行間，處處進散出先驅者的豪氣的。但到「五四」前後，這股豪氣卻大為減弱，你看他那些隨感錄，雖還常常以「我」和「我們」的名義發聲呐喊，另一種自省自責的情緒，卻也在其中悄悄地傳佈。《狂人日記》的結尾部分，「我」的自責尤其明確，他把自己乾脆歸入了吃人者的行列。既要呼喚光明，又發現自己身上染著黑暗，到二十年代中葉，他筆下就湧出了這樣的情緒：「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消失」，「我終於訪惶於明暗之間，我不知道是黃昏還是黎明……」完全是一種「夾在中間」的困惑了。

　　我很能夠理解他這種困惑。自晚清以來，中國社會一直有個特點，它在骨子裡一切照舊，表頁上卻風波迭起，動盪得非常厲害。這就容易使人產生錯覺，以為社會的變化很大，新陳代謝的水流很急，新的浪潮還來不及擴展，更新的一波又撲面而來。這個錯覺對人的影響很大，尤其魯迅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知識和信仰都正在變化之中，精神的「定力」相對薄弱，就特別容易受它影響，一覺醒來便以為自己是前衛，再睡一覺又擔心自己落伍了。魯迅投身新文化運動，自然會感受到這股壓力，倘說到「五四」前，他的呐喊還能夠匯入最急進的潮流，那到二十年代初，已經有另一些更加激烈的呼嘯從耳邊掠過。他畢竟四十多歲了，在人的生命向來早衰的國度裡。這就算是漸人老境了，豐子愷一過三十，便蓄起長須，感歎自己到了人生的「秋天」，魯迅比他年長十多歲，身體又明顯在走下坡路，自然更難免有某種衰老的自覺。他寫過一篇極力振作的散文《希望》，卻在其中一再詠歎自己的「遲暮」，你當能想像，他這自覺有多麼固執。面對那些不但生理上遠比他年輕，而且觀念也遠比他激進的年輕人，他會不會產生某種自慚的感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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