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21)_王曉明

二一

　　這虛無感不同於啟蒙者的悲觀。你想驅除黑暗，卻發現不能成功，那黑暗或竟會長存於人間：這是悲觀。它會使人喪失信心，卻不一定會使人停止行動，即便沒有勝利的可能，你也可以作自殺式的衝鋒，可以當肩住閘門的犧牲，這種衝鋒和犧牲本身，便可以確立你的價值，是否勝利，其實倒不重要了。虛無感卻不同，它雖然包含對戰勝黑暗的悲觀，但它同時又懷疑在黑暗之外還有其他的價值，倘若天地之間只有黑暗是「實有」，這黑暗也就不再是黑暗了。因此，你一旦陷入這樣的虛無感，就會迅速失去行動的熱情，犧牲也罷，反對也罷，都沒有意義，人生只剩下一個詞：無聊。

　　因此，這虛無感也不同于綏惠略夫式的絕望，綏惠略夫畢竟是理想主義者，他固然對社會上的一切都失去尊敬，對自己卻依舊抱有某種確信，一邊是不可救藥的社會，一邊是孤單單的自己一至少他對自己與社會的對峙，依舊看得很清楚。惟其有這對峙的意識，他才會那樣瘋狂，在大街拔出手槍橫射過去。一個陷入虛無感的人卻不大會有這樣分明的人我界限，他懷疑世界上的所有價值，這首先就包含對自己的懷疑。你對自已都懷疑了，又怎麼會有綏惠略夫那樣深廣的仇恨呢？沒有這股仇恨作動力，你又怎麼會產生像他那樣暴烈的報復衝動？你也許會實行某種精神上的自殺，某種極力麻痹自己，盡速消蝕生命的頹唐，但這樣的自殺也好，頹唐也好，骨子裡還是一種忍受，一種自戕，並不包含多少對社會的報復。綏惠略夫式的絕望，本身是一種強烈的激情，而魯迅遇到的虛無感，卻是要取消山切激情——包括仇恨的激情。

　　其實，早在日本期間，他就已經嘗到了這種虛無感。他那樣興致勃勃地籌辦《新生》，可外界的阻礙和壓迫還沒有降臨，他們自己便莫名其妙地潰散了：在這時候，他會不會感到某種無以名狀的沮喪？虛無感既是對人生意義的否定，它就不是理智所能包容的東西，在許多時候，它僅僅是一種情緒，一種直覺，一種感悟，越是理智無力分析偽事情，越是莫名其妙的挫折，就越容易引發它。魯迅的悟性本來就高，腦子裡又存著部樣豐富的陰鬱記憶，一旦找不到明確的對象來為《新生》的流產承擔責任，用他的話說，他當時是「不知其所以然」，他就幾乎必然會產生一種深廣的幻滅情緒。我在前面說過，他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懷疑本能，它就像一柄雙刃劍，固然能幫助他壓制鬱情緒，也很容易引他入虛無的心境。幾乎每次他對自已的奮鬥目標發生懷疑，這懷疑的範圍都會迅速地擴大。《新生》流產對是這樣，辛亥革命以後是這樣，在北京抄砷也是這樣，他後來就明確說過，他那時是感到了「未嘗經驗的無聊。」虛光感已經在他心底隱伏了那麼久，一旦現在破土而出，它會怎樣牟牢地攥住他，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個被虛無感纏住的人，勢必會走上隨隨便便，玩世不恭的道路，他可能放浪形骸，也可能隨遇而安，不管取哪一種方式，他關心的都不再是社會，而是自己。魯迅自然也是這樣小一九二六年夏天，有人向他談及他對青年人的「指導」，他回信說：「這些哲學式的事，我現在不很想它了，近來想做的事，非常之小，仍然是發點議論，印點關於文學的書。」先前的悲觀：有許多就是因為太關心社會和他人，現在轉向個人，感覺就大不一樣，所以他緊接著又說：「我近來的思想，倒比先前樂觀些，並不怎樣頹唐。」五個月後，他又對許廣平說：「你大概早知道我有兩種矛盾思想，一是要給社會上做點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議論即如此灰色。』當編定了《墳》，撰寫後記的時候，他更坦率承認，自己的思想，「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他不光這樣說，還認真想這樣做，他和許廣平商量今後怎麼生活，列出的第一項選擇，就是「積幾文錢，將來什麼都不做，苦苦過活。」虛無感不單是改變了他的人生見解，它簡直要進一步改變他的人生實踐了。

　　從啟蒙者的悲觀和絕望，從對尼采和綏惠略夫的共鳴和認同，魯迅一步步走進了虛無感。正是從這一串足跡，我看出了中國文人傳統在他心靈上烙下的深刻印跡，就在稱讚綏惠略夫的偉大的同時，他又感慨在中國看不到這樣的人物，當這樣說的時候，他大概正覺出了自己和他的不同吧。理想主義的悲觀是一種非常偉大的意識，恰如那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痛苦，越是堅信理想的神聖意義，一旦發現它不能實現，這悲觀煎熬就越是嚴酷。所以，絕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這這樣的悲觀，沒有對理想的信徒般的熱忱，沒有對人生終極意義的殉道式的執著，恐怕任何人都難以長久地承受它。尤其中國的文人身上，理想主義精神本來就不強大，宗教熱沈更是淡薄，他們就更難這樣的悲觀。一旦身陷其中，便本能地想地要掙脫，而掙脫的主要辦法，便是以中國人特別發達的悟性，把對人生某一個方面的悲觀，迅速擴展為對整個人生的悲觀，將對某個局部的否定，放大成為對整體的否定。一旦你對整個人生都悲觀了，都否定了，就等於是取消原先與那個悲觀對峙的樂觀，取消了這樂觀據以立足的理想，而走到這一步，你實際上也就取消了那個悲觀，這就是中國式的虛無主義。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更不用說那「看破紅塵，四大皆空」了，骨子裡都是這麼一條逃避悲觀的思路，只不過眼光的深淺不一，悟性的高下不同罷了。幾千年來，從悲觀向虛無主義轉移，已經成為中國文人擺脫精神痛苦的一種自然本能，在許多時候，他們甚至用不著理智的牽引，便能下意識地完成這種轉移。不用說，這樣的精神本能同樣深植於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中，無論他們擺出怎樣激烈的反傳統的姿態，一到陷入悲觀情緒，仍然不自覺地就會向虛無感求援。魯迅最終會走入虛無感，正是他和他那一代人精神上根深蒂固的傳統性的一個觸目的標誌。

　　難怪魯迅一九三二年印行《兩地書》的時候，會那樣修改他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許廣平信中對自己思想矛盾的表述，將那「個人的無治主義」，改為「個人主義」。經過二十年代下半葉的幾度波折，他顯然是看清了，自己並不能成為綏惠略夫，從自己的悲觀和絕望中生長出來的，並非是與黑暗同歸於盡的復仇意志，而多半是顧自己隨便玩玩的虛無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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