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20)_王曉明

二〇

　　一九二五年夏天，他寫出一篇奇特的散文，題目叫《頹敗線的顫動》，借做夢的形式，講一個母親為養活女兒出賣肉體。可女兒長大，嫁了丈夫，又生了一堆兒女之後，卻領著全家責駡已經衰老的母親：「我們沒有臉見人，就只用為你……使我委曲一世的就是你，」連那個最小的孩子，也舉起手中玩著的幹蘆葉，大聲他說：「殺！」於是那垂老的母親走進荒野，「舉兩手儘量向天，口唇間漏出人與獸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言語」。這是些什麼言語呢？魯迅寫道：「眷念與決絕，愛撫與復仇，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每一對詞都構成那樣尖銳的對比，我自然要揣測，這是暗示了他自己的心緒的變化。一年以後，他終於在私人通信中，明白說出了那老母親對天吐露的心聲：「我先前何嘗不出於自願，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自以為快活。而現在呢，人們笑我瘦了，除掉那一個人之外[指許廣平]，連飲過我的血的人，也都在嘲笑我的瘦了這實在使我憤怒。……我的漸漸傾向個人主義，就是為此。」我理解他的口氣為什麼這樣激烈、他的童年生活畢竟造就了他一份善良的心地，儘管他聰明，敏感，當與人交往，尤其是與比他年輕的人交往時，他還是會喪失警惕，一次一次地上當。還在紹興教書時，就有學生借談學業到他房中騙煙抽，還口宿舍傳授經驗，以至一些學生群起效尤，而他終不覺察。到北京以後，這樣的事情就更多，性質也每每更為惡劣。我還相信，至少在潛意識裡，他是把周作人尤其是羽太信子與他的翻臉，也歸入這一類的。因此，他一旦從綏惠略夫式的思路來理解這些事，先前有多少善意，現在就會反過來激出多少惡意。正因為先前是寬厚而上當，現在就格外要用苛薄來自保，二旦好人發現自已「好」錯了，他就會變成比誰都「壞」的人，魯迅正處在這樣的轉變當中，他的口氣怎麼會不激烈呢？他那「漸漸傾向個人主義」的自白，無異是一聲悲憤的宣言：我將不憚以最壞的動機來揣摩中國人！

　　他當然不能完全實踐這個宣告。一個人老是用惡意來揣測別人，他自己首先大概就沒法活。他的內心又那樣複雜，即便傾向於個人主義了，人道主義的情感也還會留存，就在寫《頹敗線的顫動》的同時，他依然扶持青年人，甚至也依然繼續上當，一位名叫高長虹的青年朋友為了許廣平對他不滿，他就役有覺察。但是，在有些時候，他又確實從一個極端滑到另一」個極端，表現出明顯的多疑和易怒。最突出的例子，自然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的「楊樹達事件」。北京師範大學一位名叫楊樹達的青年學生，正巧在神經錯亂的那一天撞進魯迅家中，舉止自然有些反常，魯迅便疑心是論敵派來搗亂的打手，很緊張地接待他，還連夜寫了一篇文篇，題為《記「楊材達」君的襲來》，詳細講敘事情的經過，自己的感受，結尾寫到：「我還沒有預料到學界或文界對於他的敵手竟至千用了瘋子來做武器，而這瘋子又是假的，而裝這瘋子的又是青年的學生。」一個星期後，他才知道自己弄錯了，趕緊寫了兩段文字更正，說：「這是意外地髮露了人對人——至少是他對我和我對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只要仔細讀過他那篇《記「楊樹達」君的襲來幾尤其是後半部分的那幾段推論，恐怕誰都會感到悲哀：一個人陷入了這樣嚴重的病態心境，他還怎麼與人交往？事實上，還在這之前，他就有過減少與人交往的念頭，曾在一封通信中直截了當他說：「記得我已曾將定例聲明，即一者不再與新認識的人往還，二者不再與陌生人認識，」因為「熟人一多，世務亦隨之而加。」這和他初到大學兼課時熱情接待青年學生的態度，是大不同了、即便和熟識故青年朋友聊天，有時候也會神經過敏。他的學生許欽文就記過一件享，兒位青年人在他的客廳裡聊天，談笑之間、他忽然不見了，原來他跑進母親房中，生氣他說：「他們同我開玩笑：」他一直沒有返口客廳，那幾個冒失鬼也不覺察，直到很晚了，魯迅的母親來下逐客令，他們才發現事情不妙，互相伸伸舌頭，俏悄離去。類似的事情當然不止這一件，所以有些陌生的青年人便不大敢去拜訪他。後來參加「莽原社」的尚鎖就說過，在北京大學讀書時，他一直沒去見魯迅，除了怕他忙，「也有點懼怯，傳言中他的脾氣不好。」魯迅生性耿直，本不是那種「好脾氣」的人；從少年時代起，他又多受壓抑，在許多場合，都只能默默地忍受，那在另外一些場合，便很容易不自覺地發作。但他向來有個自我約束，就是儘量不對年輕人發脾氣，即如許欽文記的那件事，他所以離開客廳，也是想避免當面發火。可是，北京的青年學生中間，還是形成這樣一種「傳言」，他的自我約束，顯然是經常失敗了。

　　令人悲哀的是，魯迅有時候固然看錯，但在另外一些時候，他卻常常是看對了。因此，這種不藉以惡意來揣測別人的作法，常常給他帶來特別的收穫。他與人論戰時的犀利的鋒芒，有許多就是來自對叵測人心的透徹的挑剔，甚至他對歷史人事的獨特見解，也有不少是來自這種挑剔。一九二五前後，他多次對朋友說，他想寫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故事。從白居易開始，那麼多人都寫過這個故事了，他卻仍然別具慧眼，從中看出新的意味。他向郁達夫詳細講過自己的構想：「以玄宗之明，哪裡看不破安祿山和她的關係，所以七月七日長生殿上，玄宗只以來生為約，實在是心裡已經有點厭了，仿佛是在說，「我和你今生的愛情是已經完了；』到了馬嵬坡下，……玄宗若對她還有愛情，哪裡會不能保全她的性命呢？……也許是授意軍士們的。後來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當時行樂的情形，心裡才後悔起來了……」從《長恨歌》起，長生殿上李、楊的密約，歷來被看作是愛情的忠貞誓詞，可魯迅固執地認定：「在愛情濃烈的時候，哪裡會想到來世呢？」對人心的陰暗面的挑剔，似乎也太厲害了。我以前讀他的文字，常常佩服他這種特別「毒」的眼光，有時候甚至心生羡慕，希望自己也能煉出這樣的本事。可現在我黨出了事情的另一面，他這副特別的眼力正是一個危險的標記，表明他在懷疑人的思路上，已經走得相當遠了。

　　這條道路的盡頭，就站著虛無感。對中國的歷史傳統，魯迅早就不再景仰；對現實社會的改革，也越來越不抱希望，一九二五年他寫道：「稱為神的和稱為魔的戰鬥了，但並非爭奪天國，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所以無論誰勝，地獄至今也還是照樣的地獄。」這既是對清末以來革命歷史的總結，也暗示了他對未來購估計。那麼年輕的一代呢？「楊樹達事件」正顯示了他對年輕人的戒心。經歷過和周作人夫婦的反目，他也不會再輕信骨肉之親。他甚至將母愛視為一種累贅，早在許壽裳妻子病逝時，他就這樣勸慰說：「『孺子弱也，而失母則強』。此意久不語人。知君能解此事，故敢言之矣。」茫茫天地之間，上下左右，竟看不到一樣東西，可以寄託生存的意義，在這樣的時刻，他必然會陷入虛無感了。在散文《求乞者》中，他決絕他說，「我將用無所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將得到虛無。」像《報復（其二）》和《失掉的好地獄》那樣的作品，更標示出他在虛無感中沉溺得多麼深。他對許廣平說，他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他自己也知道是陷入虛無感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