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19)_王曉明

一九

　　他到北京已經十年。這十年中，他盡力掙扎，奮鬥，似乎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可在更深的意義上，他的生活境遇其實是惡化了。十年前他可以寫信給朋友，請他們幫他尋生路，隨便怎樣的路他都可以走，只要是生路便行。現在他卻有了種種的牽制，親族的負擔沒有減輕，又添上了自己社會身份的限制，單是那一張啟蒙者的面具就夠沉重了。十年前他的敵人都很卑瑣，不過是浙江甚至紹興一隅的小人，現在他的怨仇可就厲害了，他們正對他占著絕大的優勢。十年前他再怎樣孤單，心中並不是一片空自，家中有慈愛的母親，更有志同道合的兄弟，可現在這些親情都飄散了，他幾乎成了一個徹底孤獨的人，唯一陪伴在身邊的，又是那樣一個他絕不喜歡的朱安……十年苦鬥，卻換來這樣一個結果，固然是脫離了「待死堂」，卻落入了更加痛苦的大絕望，這教他怎麼承受得了？

　　〖第九章　從悲觀到虛無〗

　　他的身體漸漸壞了。肺病的徵兆開始出現，經常發燒。臉色也不好，發青，才四十幾歲的人，已經顯出了老態。也許是為了減少睡眠，他常常故意少睡覺，甚至通宵伏案，第二天上午卻繼續去辦公。酒也越喝越多，有時候簡直是放縱自己酗酒，以至他的學生見了，以為他存心要損害自己的健康。

　　他的心緒也越來越壞。他在一封通信中說：「其實，我的意見原也一時不容易了然，因為其中本含有許多矛盾，教我自己說，或者是人道主義與個人的無治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罷。」這裡說的「個人的無治主義」，是指俄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在小說《工人綏惠略夫》中，以主人公綏惠略夫表現的一種思想，用魯迅的話說，就是「要救群眾，而反被群眾所迫害，終至成了單人，忿激之餘，一轉而仇視一切，無論對誰都開槍，自己也歸於毀滅。」在二十年代上半葉，這樣的思想在魯迅心裡日益膨脹起來。一丸二一年他翻譯《工人綏惠略夫》。就對書中的主人公深表敬意，稱他是「偉大」的人物。

　　一年以後，他更提出一個令人戰傈的「散昨」論：「北京大學的反對講義收費的風潮，芒硝火焰似的起來，又芒硝火焰似的消滅了。其間就是開除了一個學生馮省三。……現在講義費已經取消，學生是得勝了，然而並沒有聽得有誰為那做了這次的犧牲者祝福。即小見大，我於是竟悟出一件長久不解的事來，就是，三貝子花園裡面，有謀刺良弼和袁世凱而死的四烈士墳，其中三塊墓碑，何以直到民國十一年還沒有人去刻一個字。凡有犧牲在祭壇前瀝血之後，所留給大家的，實在只有『散昨』這一件事了。」比起《摩羅詩力說》中對「撒旦」的解釋，甚至比起《藥》裡對人血饅頭的描寫，這「散昨」論是陰暗得多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念念不忘這個看法。許廣平為了「女師大風潮」向他抱怨「群眾之不可恃」，他口答說：「群眾不過如此，由來久矣，將來恐怕也不過如此，」而且重提舊活：「提起犧牲，就使我記起前兩三年被北大開除的馮省三。」「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有人建議將死難者公葬於圓明園，他立刻又想起了那三塊光禿禿的墓碑：「萬生園[即三貝子花園]多麼近，而烈士墳前三塊墓碑不鐫一字，更何況僻遠如圓明園。」「散胙」偽思想簡直就像是埋在他心中的一顆非常靈敏的地雷，附近稍有一點震動，它就「轟」地炸開來！

　　請注意他這時候的「群眾」的含義。當在日本鼓吹「排眾擻」的時候，他主要是指類似華老栓和坐在他店堂裡的茶客那樣的人物。可是，他現在說的「群眾」，卻是把青年學生，而且是鬧風潮的學生，都包括在內。在現代中國，這樣的學生正是新文化的最敏感的響應者，是陳獨秀們希望造就的新知識分於的最可能的候選人。二十年來，一批又一批覺悟者和啟蒙者，包括魯迅自己，不都是從這樣的學生中產生的嗎？可魯迅現在竟似乎將他們看得與華老栓沒什麼兩樣，華老栓會蘸夏瑜的血，他們也會將馮省三忘得一乾二淨——當他這樣說的時候，他看待世人的絕望的眼神，那種任什麼人都不再信賴的憤激的態度，正和綏惠略夫相差無幾了。

　　他自己也承認。一丸二五年他說：「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裡，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而大家尚以為是黃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們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書似的每本一律·要徹底地毀壞這種大勢的：就容易變成『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如《工人綏惠略夫》裡描寫的綏惠略夫就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在女師大的一次公開演講中，他更明白地斷言，許多中國的啟蒙者將會走綏惠略夫的路：「便是現在，——便是將來，便是幾十年以後，我想，還要有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人道主義的思想前提，是認定人類有一種共同的理性，至少是一種向善的潛力，一種互相理解，互相溝通的可能。所謂對人的信心，實際上就是對別人身上與我相似的東西的信心．一旦你不再相信人和人能夠溝通，你就遲早會走進綏惠略夫式的思路。從二十年代初開始，同樣是新知識分子的陳西瀅們也好，呼吸著新文化空氣長大的青年學生也好，甚至自己的朋友和熟人，母親和兄弟：恰恰是這些似乎最應該和他相通的人，不斷地向他證實人和人的不能相通，他當然要和綏惠略夫發生共鳴了。

　　人道主義和個人的無治主義有個重要的區別，就是前者願意為人道承擔責任，後者卻憤怒地要撤回承擔，魯迅既然和綏惠略夫發生共鳴，他對自己原先出於人道主義信念承擔的種種責任，作出的種種犧牲，就必然要重新審視。周作人在絕交信上說：「我要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這其實也正是魯迅想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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