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18)_王曉明

一八

　　這就是陳西瀅和章士釗。們給予他的最大的傷害，他們逼他看清了自己的這一面：當面對黑暗的時候，他其實並不能無所畏俱。單是為了生計，他就不得不勉強自己繼續去做官；他也並沒有多大的力量，用了那樣的犧牲換來的，依然是一個無能為力。一個人有了這樣的自我認識，那就無論從世俗成功中收穫多少自信，都會被它抵消掉吧。

　　當然，魯迅在二十年代上半葉遭受的最大的打擊，還是來自他自己家庭的衝突，他對骨肉親情的理想的破滅。人都是矛盾的，他當初那樣厭惡紹興舊家的生活，不惜孤身遠行，可他畢竟是浙江人，在寒冷的北京孤孤單單生活那麼久，又難免會覺出其他種種的難捱來。他已經年屆囪十，昔日那拓荒的生氣日漸淡薄，一種對溫暖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不知不覺就從他心底滋長起來。因此，他一丸一丸年將全家接到北京，與先已到達的周作人夫婦一起，聚居於西直門內八道灣十一號的時候，他對這種大家庭的生活，似乎又覺得可以接受了。你看他那樣盡心竭力地維持這個家庭。他自己並無子息，可買下八道灣的房子，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取其空地很寬大，宜子兒童遊玩」，考慮的全是兩位兄弟的孩子。大家議決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管家政，魯迅每次發了薪水，就將絕大部分交給她，甚至還拿出一部份寄往東京，接濟羽大的娘家。即便對羽大的不知節儉，他漸生不滿，經濟上還是極力撐持，絕少怨言。他仍然不喜歡朱安，分屋而臥，形向鄰人，但對她還是客客氣氣，以禮相待，好幾位學生勸他送其回紹興，他都不忍實行。對母親更是格盡孝道，只要母親開口，他就是不情願，也總立刻答應。到後來，朱安對他的有些要求，也通過母親傳遞，他也知道，卻依舊說：「好！好！」似乎是袍定了宗旨，情願受些委屈，也要維持住整個家庭的和睦。

　　我相信，他這不單是為了盡義務，也是為自己。一個人有個溫暖的家，他抵抗社會壓迫的能力就會增強。無論在教育部如何受氣，也無論從報刊上讀到多少令他惱火的文字，他只要推開八道灣十一號的大門，看見明亮的燈光，家人的笑臉，還有那一群吵吵嚷嚷的侄兒侄女，心頭就立刻會感到一股暖意，一股親情的滋潤和慰藉吧。當全家人圍坐在一起吃晚飯，滿屋子彌漫著酒菜的香味和團圓的氣氛時，他大概更能真切地體會到生存的一份重要的價值吧。說到底，人的生存意義，就體現在他人對你的需要之中，即使魯迅對社會的變革完全失去信心，對自己在這變革中的作用也不存指望，他的精神世界大概仍不會垮掉，還有一根堅固的支柱在支撐著他，那就是他對和睦的家庭生活的期待，對自己作為這個家庭的主要維持者的自豪。

　　但是，連這最後的一根支柱，也很快折斷了。一九二一年周建人全家遷居上海，八道灣十一號的後院頓時空寂了許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魯迅更和羽太信子發生一次嚴重的衝突，隨之和周作人鬧翻了。究竟為什麼事和羽太發生衝突，到現在還是個謎。魯迅在這一天的日記裡、僅僅寫了一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既要記下這件事，又不想把衝突的詳情自紙黑字地寫出來，他對待這次衝突的態度，耐人尋味。

　　再看周作人，這一天的日記上乾脆一字不提、卻在衝突後的第五天，自己到前院給魯迅送去一封絕交信：「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從頭到尾是一種看清真相，大夢初醒的口氣，還隱約夾著一絲諒解魯迅的意思，但對那場具體的衝突，仍然不置一辭。當事人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會明白，魯迅的母親就曾對一位當時也借住在十一號前院的熟人說：「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鬧起來了，也不知道是什麼事情，頭天還好好的，弟兄二人把書抱進抱出地商量寫文章……」直到今天，所有當事人和知情者都回避談論這場衝突，這本身便向人暗示了理解這衝突的大致的方向，它顯然極大地傷害了周作人的感情，使他覺得無法再像以前那樣與魯迅相處。就從那一天起，他和魯迅徹底絕交了。

　　魯迅和周作人一鬧翻，八道灣十一號的大家庭也就垮了。一九二三年八月初，距離那場衝突才半個月，他就遷往西城的磚塔胡同六十一號。他原打算一個人搬走，曾對朱安說，你或者留在八道灣陪母親住，或者回紹興娘家，我會按月寄錢供養你。但朱安想了一想，回答說：勺、道灣我不能住，……紹興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磚塔胡同，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的，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他也無話，於是一同搬去。比起八道灣，磚塔胡同的房子是又小又矮。在那邊原來是融融洽洽的一大家人，這裡卻只有朱安一個人日夜相伴。他很快就病了，而且是大病一場，連續幾十天發燒，咳嗽，還吐了血。在這之前，他從沒有這樣病過。他一晚接一晚地失眠，心頭充滿了傷心和憤恨。除了母親，他最親近的就是兩位兄弟，尤其是周作人，不但感情深厚，志趣也相投，從世界大勢，人類命運，到中國的文化傳統，社會現實，彼此都有許多共同的看法，那種娜所見略同的共嗚，給他們的手足之親又添上一份心靈相通的情味。他到北京以後，不年間和周作人的通信，各人都在三百封以上，這是怎樣難得的情誼！可現在，兄弟反目成了仇人，他去八道灣取自己的書，周作人竟舉起一個銅香爐要砸過來，這冤仇怕是解不開了。因此他格外痛恨羽太信於，屢次對人說：「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出來的。」

　　一九二四年寫《（俟堂專文雜集）題記》，署名「宴之敖者」，其中的「宴」，由人、日、女三部分組成，「敖」的古字為「青」，由出、放兩部分組成，正是暗指「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寫《鑄劍》，給那個代眉伺尺報仇的黑衣人取名，還是用的「宴之敖者」，他對羽大的憎恨，也不可解了。他在社會上經受了那麼多的敵意，現在這八道灣的大家庭又四分五裂，雖然還有母親的慈愛，但他在家庭生活上落到現在這個困境，不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母親親手造成的嗎？連母親都是如此，這世上還有什麼東西值得珍貴呢。對家庭和骨肉親情的幻滅，是將他推人最深刻的悲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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