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17)_王曉明

一七

　　其中一個，就是不得不做官的痛苦。他當初到教育部任職，本意只在逃離紹興。中國文人向來有做官的傳統，那又是共和政府的教育部，所以他並不覺得，以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去做官，有什麼不合適。可到「五四」前後，情形就不同了。先是袁世凱稱帝，再是曹餛賄選，在許多知識分子心目中，北洋政府早已經喪失了合法性，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高漲，種種強調知識分子社會獨立性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一股鄙視官場的風氣，正逐漸蔓延開來、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發起「進德會」，要求會員除不嫖、不賭、不娶妾之外，更要做到不作官吏，不當議員，可見這風氣的流行程度。

　　魯迅身在官場，對其中的黑暗自然看得清楚，即使初到北京時，他曾想借這個位置為社會作點事，到二十年代初，他一定已經明自了，這做官是非常無聊的事，他根本不應該做官。但是，為了負擔家族的生活，他又不能扔掉這個飯碗。他每月的官俸是三百塊大洋，雖說經常欠薪，只能發二三成，每月卻也有近百元，不是個小數目。他也曾盡力教書，一度同時在兒所學校兼課，每月的講課費卻只有十幾元，太少了。從少年時代起，他就吃夠了貧困的昔頭，他很早就懂得了沒有錢，什麼事都幹不成，在那篇《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中，他那樣強調「經濟權」，就正是出於自己的痛苦經驗。因此，儘管滿心不願意，他卻仍然繼續坐在教育部的辦公室裡，除了張勳復辟時，曾辭過幾天官，一直都沒有離開。就是袁世凱準備登基，他也只象徵性地辭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說服主任」這個虛銜，並不真辭職。這似乎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一種尷尬。和傳統文人不同，他們很早就知道應該到官場之外去建立自己的立足點，可是，他們置身的社會仍然是專制統治的一統天下，即便那些似乎是非官方的社會組織和空間，你仔細看看，也都會發現有許多或明或暗的官場的影於在其中晃動。因此，在大多數時候，大多數知識分子似乎是註定了要承受這樣的痛苦，他們渴望洗乾淨自己，卻總是發現爬不出污泥坑。

　　魯迅當然意識到這種尷尬。尤其是「五四」以後，他那一代啟蒙知識分子中間，像他這樣兼當教員和官員的人越來越少，這尷尬也就日益觸目。在公開和私下的場合，他不止一次用自嘲的口吻說自己「是一個官」。甚至一冬二六年複職以後，還在《記「發薪」》中借題發揮，大講一通「中華民國的官」，足見他對自己為官的身份，是怎樣耿耿於懷。可是，自己解嘲是一回事，另。人指摘又是另一回事，就在他用種種辦法企圖消解那份尷尬的時候，陳西瀅們卻直接來桃他這塊心病了：「他（指魯迅）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從沒脫離過。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錕賄選，他在教育部……」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兔了他的職後，他還大嚷『金事這一個官幾例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其實一個人做官也不大要緊，做了官再裝出這樣的面孔來可就叫人有些噁心了吧。」。魯迅對陳西瀅們的抨擊，通常都很有力，但對陳西瀅的這番指摘，他的筆卻有些軟，竟舉出張勳復辟時曾辭過官，最近又被章士釗。革了職這兩件事為自己辯護，而這等於承認了陳西瀅的基本立論一在北洋政府中做官不光彩——是正確的。魯迅後來說，人一旦站到辯誣的立場，不免就有點可憐，他這一向恰恰是不自覺地陷入了這種可憐的境遇，我們不難想像，那痛合會怎樣沉重地壓迫他。

　　更痛苦的是還要和章士釗打那樣的官司，從知識分子的立場講，你章士釗這樣惡劣地鎮壓學生，就是不革我的職，我也該辭職抗議，魯迅被革職後，同事許壽裳和齊壽山不就憤而辭職了麼？可魯迅沒有這樣做，而是向法院控告章士釗違法，要爭國那個官職。這裡面當然有意氣，他偏要和章士釗針鋒相對地鬥一場，但深究他的動機，他不能失去這份生計，恐怕也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吧。不管是什麼意圖，他為了一個官職與章士釗打官司，總和一般知識分子潔身自好的標準不大相符，所以，他不得不向朋友多次解釋：「其實我也太不像官，本該早被免職的了。但這是就我自己一方面而言。至於就法律方面講，自然非控訴不可。」不知道許壽裳和齊壽山對魯迅打這場官司會怎麼看，他們大概能理解他的苦衷。但是，他們為了他而辭職，他卻打官司要捍衛自己的官職，兩相比較，我總覺得不大對頭。也不知道魯迅寫這一類信時心裡是怎麼想，他大約也感到某種不安，覺得應該為自己解釋一下吧。

　　與此相關的第二種陰鬱心緒，就是發現自己的無能為力。無論是「女師大」風潮，還是「三·一八」慘案，也無論是與章士釗們鬥，還是躲避「執政府」的迫害，幾乎所有的事情都向他重複同一句話，你是一個無用的人，你總是居於劣勢，再有理也沒有用，他們只要一舉手，你便完了，李大釗不就被殺掉了嗎？他們可以隨意抓人、殺人，可以隨意撤你的職，不給你錢，你叉能有什麼辦法去報復他們？你只能寫幾行憤怒的詞句，可對他們來講，幾行字又算得了什麼？當年袁世凱下令由警察局審查報刊，不就把全國都治得鴉雀無聲了嗎？他們可以殺報館老闆邵飄萍，愛封郵家報紙就封哪張報紙，你書桌上的幾頁稿紙，他們哪裡放在眼中？魯迅不能不承認了：「我現在愈加相信說話和弄筆的都是不中用的人，無論你說話如何亭理，文章如何動人，都是空的。他們即使怎樣無理，事實上卻著著得勝。」

　　雖然他緊接著又說：「然而，世界豈真不過如此麼？我要反抗，試他一試，可在十二天后，他又向許廣平坦白了，「那豈不過如此麼」的話，其實是專對她講的，並不代表他的真心。從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起，他更在公開的文章中接二連三地貶低文人、文字和文學的作用，語氣也一次比一次更為激烈。就在寫《無花的薔藏之二》的中途，他聽到了」三'一八」慘案的消息，拿這個流血慘案和自己正在寫的那些諷刺文字一對比，他頓時覺出了自己的可悲：「已不是寫什麼『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當我寫出上面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可是他做的，依然只是再寫一些文字，什麼如此殘虐陰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什麼「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用了最嚴重的詞匯，依然掩不住它們的「無聊」，於是他忍不住在結尾蹦：「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麼相刊」直到這一年十月，他還壓不下心頭的憤激：「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複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燃而我只有『雜感』而已。」一種庸感自己在專制面前無能為力的悲哀心情，深深地罩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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