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16)_王曉明

一六

　　〖第八章　小成功和大絕望〗

　　儘管戴著面具，呐喊得頗為吃力，魯迅投身啟蒙運動的個人目的，畢竟很快就實現了。向《新青年》投稿不久，他就贏得了編輯部同人的尊敬，應邀參加每月一次的編輯委員會會議，和錢玄同一樣，成為雜誌的中堅人物。由於《狂人日記》等一系列小說，尤其是《阿Ｑ正傳》的陸續發表，他更引起北京、上海等地讀者的廣泛關注，《狂人日記》甚至彼選進小學的國文課本。從一九二〇年開始，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等六七所學校相繼聘他為講師和教授，他對中國小說史的研究。在學術界頗受稱讚。在文學界，他的影響就更大了，沈雁冰、鄭振擇等人組織文學研究會，就尊他為重要的指導者；後來的「淺草社」、「春光社」和「沉鐘社」，更將他看成前輩和導師。他還與幾位朋友創辦《語絲》週刊，發起「未名社」和「莽原社」，以至被人視為文壇上的一派的領袖。每到晚間，他的會客室裡便有青年人圍坐，熱切地望著他，希望能聽到中肯的教誨。他不再是紹興會館裡那個默默無聞的「待死」者了，他現在成了大學講臺上的名教授，讀者欽慕的名作家。

　　他的自我感覺也變了。他從小就有一種不自覺的優越感。這既是來自出身的優越，也母來自智力的早熟。他到日本以後的自薦軒轅的激情，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源於這種自視甚高的胸懷。你仔細看他返回中國之後的種種悲憤情緒，種種自居犧牲，甘願待死的舉動，都少有一般沮喪者的頹唐氣息，倒是常常會顯出激烈的意味，就更能夠體會他骨子裡的優越感，惟其有過那樣崇高的自許，卻偏偏到處碰壁，才會轉而釀成激烈的自絕衝動。因此，一旦他能夠引來青年人的矚目，獲得社會的承認，壓在心靈深處的自尊情感就立刻會冒上心頭。何況中國文人向來有重視功名的傳統，魯迅在南京求學時，曾模仿《離騷》的格式作過一首長詩，最後兩句日：「他年芹茂而樣香兮，必異藉以相酬」，就充分表現了這種功名心。我可以肯定，隨著社會名譽的日漸增長，他的自信也一點一點恢復，先前那些受人輕蔑、走投無路的記憶，應該一天比一天淡薄了。但是，魯迅介入公眾生活的後果，卻不僅僅是收穫讚譽和尊崇，他還引來了惡意和敵視。他那樣猛烈地攻擊舊傳統，自然會引起保守主義者的不滿，有一次口答《京報副刊》的提問，他寫了一句：「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竟招來一大串反潔和攻擊。他那樣熱情地替青年人說話，也確實贏得了青年讀者的歡迎，就又會引起一班名人和准名人的嫉妒，種種諷刺、挖苦的言論，也便悄悄地扔了過來。特別是上九二五年的「女師大風潮」，更使他和一批官僚、學者緒下了冤。

　　早在一九二四年，北京女于師範大學的學生就和校長楊蔭榆發生衝突，群起告狀，要教育部撤校長的職，一直鬧到一九二五年春天，雙方仍然相持不下。魯迅開始對這件事並不熱心，依舊每週去上一次課，下課鈴聲一響，便挾起書包回家。幾乎不多說一句話。但是，到這一年四月，情形大變，先是司法總長章士劊以兼任教育總長的身份，公開支持楊蔭榆，接著是楊蔭榆展開攻勢，一舉開除六名學生領袖，然後是段祺瑞出面發佈恫嚇性的命令，章士釗則下令解散女子師範大學，要將造反的學生連鍋端掉！一邊是手無寸鐵的女學生，一邊卻是從校長到總長到總理，恃強淩弱到了這個地步，稍有正義感的教員都會看不下去。

　　也就在這個時候，魯迅和女師大的學生許廣平等人開始來往，通信日漸頻繁，好感逐漸加深，他在感情上，也會不自覺地向這批學生傾斜，於是在五月十二日的《京報副刊》上，他公開表態支持學生，隨後又聯絡其他一些教員，聯名宣告反對楊蔭榆。不用說，從章士釗那一面立刻就射來了箭。先是幾位向來就有點看他不慣的教授，例如陳西瀅，轉彎抹角地諷刺他挑剔鳳潮；接著是章士鍘以「結合黨徒，附合女生」的罪名，撤了他在教育部的職；在教育部的辦公會議上，還有人提議不發魯迅被解職以前的欠薪，要從經濟上打擊他。魯迅自然大怒，他一面連續寫文章，措辭激烈地還擊陳西瀅，他在這一年寫下的雜文中，差不多一半是在和他們打筆仗。一面又自己擬了狀子，向法院控告章士釗「違法」。就論辯的筆力而言，那批教授哪裡是他的對手，戰不多久，就有陳西瀅的朋友徐志摩出來，要求雙方「帶住」，而他還不罷休，寫了《我還不能「帶住」》的雜文，指責他們是在「串戲」。至於打官司，拖了大半年，也終於是他勝訴，法院撤消了章士釗的命令，准許他口教育部複職，而此時章士釗已經離開了教育部。

　　魯迅雖然得了「勝利」，在北京的處境卻逐漸惡化。「女師大風潮」還沒有結束，段棋瑞的士兵在執政府門前槍擊請願學生的「三·一八」慘案又發生了。魯迅非常憤怒，在《語絲》上發表文章，稱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這自然更觸怒了官方，三月什六日的《京報》上就有消息透露，在內閣討論通緝北京學界人士的名單中，赫然列著魯迅的名字。雖然最後實際通緝的，僅是李大釗等五人，這對魯迅還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他先後往「莽原社」和幾家外國人辦的醫院躲避，有一次太倉促了，竟只能躲在一家德國醫院的雜物倉庫裡，十天之後才搬出去。居然弄到了得罪最高當局，不得不東躲西藏的地步，比起在紹興會館的平安的日子，是更不如了吧。

　　單是遭受官府的壓迫，魯迅大概還能夠承受。北洋政府並沒有真來搜捕他，他的避難生活也並不都是那樣狼狽。從另一面講，官府的壓迫正表明了被壓迫者的力量，倘若北洋政府真來艘捕他，只要不被抓住，魯迅多半也能從中獲得自傲的勇氣吧。但是，他遇到的情形卻複雜得多。就在他似乎是挫敗了那批官僚學者的攻擊的同時，這攻擊卻促成了他自己內心的兩種陰鬱心緒的大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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