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15)_王曉明

一五

　　既是想改造社會，那就不能講放棄，倘若這個「他」不止是代表一群遺老遺少，它更意味著形形色色的愚昧的人群，意味著從趙太爺到阿Ｑ的社會的多數呢？「他」將使整個民族都墜人滅亡，你還能放棄嗎？可是，從魯迅這話的邏輯來看，他的回答應該是：「不錯，也一樣放棄。」事實上，在一年以前，他早已在私下作出過這樣的回答：「蓋國之觀念，其愚亦與省界相類。若以人類為著眼點，則中國若改良，固足為人類進步之驗……；若其滅亡，亦是人類向上之驗，緣如此國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類進步之故也。」一九二一年，他更在公開的文章中說：。一個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屬是悲慘的事，但在一村一鎮的人看來不算什麼，就是一省一國一種……」活雖故意只說了半句，但那個「聽他罷了」的範圍有多大，卻是標示得明明白自了。我當然理解他的苦心，這「實在不行就算了」的說法，其實是一劑預防針，是用來穩定啟蒙者的情緒，使他不至於為了收不到效果而失去信心，目的還是在打氣的。但是，恰恰是他這種先找一條心理退路的打氣方式，使人禁不住要心裡發涼，那對啟蒙的無效的透徹的預感，實在凸現得太觸目了。

　　在談及思想啟蒙的時候，他還有一種特殊的說法，就是強調它的長期性。一九二五年他說：「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兒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人……而且還是準備『思想革命』的戰士，和目下的社會無關。待到戰士養成了，於是再決勝負。」在另一處地方，他說得更具體：「現在役奈何，也只好從智識階級一其實中國並沒有俄國之所謂智識階級，此事說起來話太長，姑且從眾這樣說——一面先行設法，民眾俟將來再談。」這其實還是那個「各走自己的路」的意思，是預防久攻不克的焦躁而先作的一種心理準備，並不是啟蒙沒有效果，而是它本來就來得慢，社會一定會有改變，民眾也一定能夠醒悟，只不過這一切都在遙遠的將來，你現在還不能夠看見——差不多七年之後了，他卻還是在重複「聽他罷了」的諸，你說這是呐喊呢，還是歎氣？

　　當然，魯迅在「五四」前後發表的最重要的文字，還是小說。從《狂人日記》到《白光》，他四年間一氣寫下了十多篇。他自己說，他寫這些小說是意在「呐喊」，你順著這個角度去讀，也果然會從中聽出啟蒙的呼叫。《狂人日記》是揭發中國歷史的「吃人」的本質，《孔乙己》則是表現冷酷人世的另一種「吃人」的真實。《藥》凸現了老百姓的深入骨髓的愚昧，《風波》則強調了中華民國的徒有其名的脆弱。《白光》描繪出舊式文人的無可挽回的悲劇，控訴和諷刺都遠比《孔乙己》犀利；《阿Ｑ正傳》對病態的國民靈魂的透徹的揭發，對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社會情形的深刻的表現，更是彙聚成宏大雄壯的啟蒙的呐喊，顯示出「五四」那一代人的社會批判的最高水平。不用說，與隨感錄相比，這些小說更能夠表現魯迅的呐喊的激情。

　　但是，就像他那些獨特的打氣的話一樣，你細讀他這些小說，到最後也會在呐喊的聲響之外，又覺出另外的意味。譬如《狂人日記》，那「狂人」對「吃人」的歷史的批判是那樣徹底，在吃人者的包圍中間又那樣不屈，最後還要高喊「救救孩子」，你多半會將他奉為一名清醒的先覺者吧，可是，魯迅在小說的引言當中，卻引用「狂人」的哥哥的話，說他「早已愈，赴某地候補矣」，一旦把這引言和正文部分聯繫起來，你會產生什麼樣的感覺呢？再譬如《藥》，以「愚昧的鄉民拿啟蒙者的鮮血當藥吃，作為基本情節，通篇的描寫又是那樣冷峻陰鬱，儘管作者在結尾添了一個花圈，放在啟蒙者的墳頭，整篇作品的壓抑的氛圍，還是會使你喘不過氣來。尤其是《阿Ｑ正傳》，從第一章　的有意的挪榆和戲諺，到最後一章　描寫阿Ｑ臨刑時的不自覺的緊張，作者的敘述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先前那居高臨下的氣勢逐漸消失，你最後看到的，竟是一種與阿Ｑ感同身受式的絕望的悲哀，到這時候，一種無以名狀的消沉和沮喪情緒，會不會早已悄悄地潛入你的心頭？還有那篇《頭髮的故事》，主人公Ｎ竟說出這樣一長篇話：「你們這些理想家，又在那裡嚷什麼女子剪髮了，又要造出許多毫無所得而痛苦的人！現在不是已經有剪掉頭發的女人，因此考不進學校去，或者被學校除了名麼？……仍然留起，嫁給人家做媳婦去，忘卻了一切還是幸福，倘使伊記著些平等自由的話，便要苦痛一生世！……你們的嘴裡既然並無毒牙，何以偏要在額上貼起『腹蛇'兩個大字，引乞丐來打殺？」簡直是重申那個「鐵屋子」的比喻，那「假使尋不著出路，我們所要的倒是夢」的憤辭了。

　　魯迅寫《狂人日記》和《阿Ｑ正傳》這類小說，本意當然是在以啟蒙的眼光，去刻畫昏睡著的「他們」，他甚至還擔心，「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可是，文學創作畢竟有自己的法則，無論作家抱著怎樣的動機。一旦進入創作，總難免要受這法則的約束，而它的頭一條，就是：以白你目己！因此，魯迅就是心再誠，再想遵從啟蒙主義的「將令」，他內心的那些與啟蒙態度並不相符的情感體驗，還是會不由分說地湧上筆端。即使在設計人物，編織情節這樣一些較富於理智的活動中，他大致能夠排除它們的干擾，一進入具體的描述，卻不能不聽任它們自由出入了。小說家非但不可能在描述他人的時候，保持完全的冷靜，他也不可能完全去描寫他人，他自己的心緒，總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進入作品，成為他的描寫對象。連寫雜文，魯迅那副啟蒙主義的面具都不能遮住他的陰鬱情緒的流溢，在小說裡，這面具的遮蔽作用就更有限了。

　　魯迅是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加入「五四」那一代啟蒙者的行列的，這獨特並不在他的戰鬥熱情比其他人高，也不在他的啟蒙主張比其他人對，他的獨特是在另一面，那就是對啟蒙的信心，他其實比其他人小，對中國的前途，也看得比其他人糟。即便是發出最激烈的呐喊，他也清醒地估計到，這呐喊多半不會引來什麼響應；就在最熱烈地肯定將來的同時，他也克制不住地要懷疑，這世界上恐怕是只有黑暗和虛無，才能長久地存在。是命運造就了他的這種獨特之處，而「五四」以後的歷史證明了，這也正是他的過人之處。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