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14)_王曉明

一四

　　這就是他的心理障礙：一方面，他必須加入陳獨秀們的思想合唱，必須裝得和他們一樣滿懷信心，以為用這些外來的思想就一定能改造中國，可另一方面，他心裡又並沒有這樣的信心，他相信的東西甚至正和它相反，這怎麼辦？

　　從他那段有關「鐵屋子」的自我描述，可以看出他是通過這樣兩步克服自己的障礙的。第一步，還是靠那個懷疑意識，雖然自己擁有「必無的證明」，錢玄同的希望卻是指向將來，只要前面還有一個將來，你就不能說它一定不能實現，在這裡，他運用的正是那種「即使太陽已經從東邊升起了一萬次，也不能說它明天就一定不會從西邊升起」的推論。第二步，既然錢玄同式的希望也能成立、那就不必在它和自己的「確信」之間棄一擇一，而是兩者都不妨接受，心裡保留「確信」，手上卻開始「做文章」，說得明白一點，就是乾脆戴一副面具。從嚴格的啟蒙主義標準來看，這自然是一種信仰上的不徹底，一種對待內心矛盾的靈活性，但是，魯迅恰恰是靠著這種不徹底和靈活性，才跨過了那個心理障礙，發出啟蒙的呐喊。他早已過了信仰純一的年齡，思想上只會越來越複雜，現在卻在扮演一個信仰堅定的角色，除了戴面具，他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在整個二十年代，他甚至都不否認這一點。一九二五年他對許廣平說：「我所說的話，常與所想的不同，至於何以如此，則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說過：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別人。何以不願，則因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之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更在公開的文章中寫道：「幾年以來，有人希望我動動筆的，只要意見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夠支撐，就總要勉力寫幾句東西，……人生多苦辛，而人們有時候極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借一點筆墨，給多嘗些孤獨的悲哀呢？」這已經是和盤托出了。

　　於是他擺出了慷慨陳辭，大聲疾呼的神態。他抨擊現實中種種鼓吹迷信，亂謅「鬼話」的怪事，更駁斥社會上種種捍衛「國粹」，詆毀新學的謬論；他號召覺醒者「大叫」，一直要「叫到舊賬勾消的時候」，更希望青年人「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他極力鼓勵：「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更斬釘截鐵地宣佈：「生命的路是進步的，……什麼都阻擋他不得。」他還多次拿歐洲的事情來作將來的證明，由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人的自我反省，引出一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的結論；由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他更一往情深地詠歎：「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簡直和十年前向《河南》雜誌投稿的時候沒什麼兩樣了。…但這只是一種表相，他心裡並不真這樣激昂。就在寫這些隨感錄的同時，他給一位東京的朋友寫信說：「中國人無感染性，他國思潮，甚難移殖；將來之亂，亦仍是中國式之亂，非俄國式之亂也」，甚至斷定，中國的轉變「但有一塌糊塗而已！」

　　比起那些隨感錄，這封信中的話當然深刻得多，我今天閱讀它，仍然感覺到沉甸甸的分量。一個人對社會的未來已經有了這樣透徹的認識，他怎麼可能激昂得起來？面具終歸是面具。不可能遮沒真人的全身，時間一長，寫的文字一多，魯迅內心那些悲觀的「確信」，難免要從面具的四邊溢露出來。一九二三年他去北京一所女子師範學校演講，本意當然是鼓勵年輕人切實爭取人生的幸福，可他講不多久，卻說出了這樣的話：「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警醒他」，這不又是那個「鐵屋子」的比喻嗎？在這篇不長的演講中，他幾次三番重複這樣的意思，還引了俄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的話，說是「萬不可作將來的夢」，幾乎要將面具掀開來了。到了一九二五年，他更在雜文中接連表示對於歷史進步論的懷疑和否定：「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十年前，他只是把中國過去的歷史看成是一種倒退的歷史，現在他乾脆把這倒退的歷史，一直延續到了現在。於是他要人們到歷史上去尋找「將來的命運」：「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他更悲憤地仰天長歎：「『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用了這許多材料，難道竟不過老是演一齣輪回把戲而已麼？」

　　一般說來，人總不願意說話自相矛盾，魯迅所以要戴面具，就是想避免這一點。既然是呐喊助陣，更不應該潑冷水，何況他也並不真能肯定，這仗一定就非輸不可。固此，只要還沒有氣昏了頭，他就總要勉強自己，儘管多說些樂觀的話。可是，就是他的這些勉力呐喊的活，你聽到後來，也常常會不自覺地收緊心胸，因為那呐喊當中，分明顯出一種勉強，一種憤檄，你甚至會覺得它非常刺耳，就像是一種反話。

　　比方說，還在一九一八年冬天，他就對《新青年》式的啟蒙發表過這樣的看法：「倘若有人偏向別處走，再勸一番，固無不可，但若仍；日不信，便不必拼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接著還引耶穌和尼采的話：「耶穌說，見車要翻了，扶他一下。Nielzsche說，見車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贊成那穌的話；但以為倘若不願你扶，便不必硬扶，聽他罷了。……倘若終於翻倒，然後再來切切實實地幫他抬。」這些話的整個的意思，當然是積極的，「各走自己的路」也好，「切切實實地幫他抬」也好，都是主張有為的。但是，你再仔細體味，就會發現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放棄——倘若他們不肯聽勸，那就隨他們去吧，這就和《新青年》的基本立場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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