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13)_王曉明

一三

　　〖第七章　戴著面具的呐喊〗

　　但是，就在魯迅自以為無望，只能「待死」的時候，從那深坑的上面，卻又悄悄地垂下了一根繩梯，它就是陳獨秀在一九一五年夏天創辦的《新青年》。這位因參加「二次革命」而被迫流亡日本的安徽人，年齡與魯迅相仿，性情卻遠比他開朗，剛剛回到上海，就一心要和袁世凱們再戰一場。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樣指望政治和軍事鬥爭，而是轉向思想啟蒙，他的目的也不再是推翻一個袁世凱，而是要剷除滋生軍閥專制的整個文化和思想傳統，他在心裡恨恨他說：別看在政治和軍事上鬥不過你們，我現在用新思想和新文化喚醒年輕人，看你們還能站得穩身！正是在這種激烈的戰鬥情緒的催促下，陳獨秀將《新青年》辦得生氣勃勃，很快就引起了北京、四川甚至遠在美國的志同道合者的響應，胡適，李大釗，高一涵，錢玄同等人先後參加了編輯部。正巧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決心將這所官氣極重的京師最高學府改造成新思想的大本營，便將陳獨秀和胡適們請去當教授，《新青年》也隨之遷往北京，聲勢更為壯大。到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北京已經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文科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它激動了幾乎每一個敏感的讀書人的心。

　　魯迅住在北京，又在教育部任職，對這場越刮越猛的新文化運動，當然是知道的。但是，他開始卻並不重視，也不以為它會對社會有多大的作用。他從一位朋友那裡聽說了《新青年》，便特地買來看，著完之後，卻沒有多大興趣，就丟開了。對蔡元培改革以後的北京大學，他的印象也不好：「大學學生二千，大抵暮氣甚深，蔡先生來，略與改革，似亦無大效。」甚至到一九二〇年，「五四」學潮發生一年多了，他還這樣說：「比年以來，國內不靖，影響及於學界，紛擾已經一年。世之守舊者，以為此事實為亂源；而維新者則又讚揚甚至。全國學生，或被稱為禍萌，或被譽為志士；然由僕觀之，則於中國實無何種影響，僅是一時之現象而已；謂之志士固過譽，謂之亂萌，亦甚冤也。」一個準備「待死」的人，對世事的理智判斷自然容易悲觀。

　　但是，就在他的理智如此消極地看待新文化運動的同時，他的生命本能卻作出了熱烈的反應。他畢竟還不到四十歲，就是理智上再絕望，生命的本能衝動也不會甘心，它總要時時冒上來，想拽他離開那單人禁閉式的生活。因此，一旦聽見紹興會館外面的新文化運動的聲浪，它自然就要抓住不放，以此來刺激魯迅內心的懷疑意識，將它引向與原來相反的方向，不是懷疑樂觀和理想，而是懷疑悲觀和絕望：我的命運就真是這樣地不可改變了麼？難道就只能這樣消磨餘生了麼？就算不能擺脫母親給自己設下的婚姻桎梏，在對社會的改革上面，我也一點都不能出力了麼？社會給了我那麼多傷害，為什麼我就不能用呐喊來報復它呢？即便於實際並無多大的幫助，至少可以使自己振作一些？……在人的各種意識當中，懷疑意識常常是最有力的，它本身不需要提出證據，也就很難用什麼證據徹底地駁倒它。越是內心矛盾的人，越容易接受懷疑意識的影響，因此，魯迅的生命本能一旦獲得這懷疑意識的幫助，悲觀主義的理智就不大能再長久地壓制住它。到一九一八年，他終於接受錢玄同和陳獨秀的慫恿，開始向《新青年》投稿。先是小說，再是詩，再是雜文和長論：以投身新文化運動為繩梯，他決意要爬出那個「待死」的深坑了。

　　要爬出去卻不容易，他先得克服一個很大的心理障礙。他這樣描述錢玄同動員他投稿時，他的心理活動：

　　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
　　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
　　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嚷起來，
　　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
　　無可挽回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
　　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
　　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
　　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

　　他說得很坦率，雖然是決意呐喊了，心境卻和在東京策劃《新生》的時候大不相同，也和紹興光復後率領學生上街遊行的時候大不相同，當年那種真理在手，理想必勝的信念，那種慷慨激昂，志在天下的雄心，已經所剩不多，他現在的「確信」是在另一面，那就是鐵屋子的「萬難破毀」。倘若層層追究他提筆作文的最終動力，那大概只有一個「不甘心」：不甘心自己就只有這樣的命運，不甘心社會就這樣保持對自己的勝利。但是，他又要投身一場宣傳新思想的運動，尤其是這樣一場中國式的意在改造社會，救國救民的文化運動，他必須像陳獨秀們那樣扮演一個演說家和鼓動者的角色，必須向公眾不斷地發表意見。而且，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樣為著特定的社會政治目的發動起來的運動當中，發動者並不能自由選擇自己想說的話，他們最初設定的目標，早已為他們劃定了說話的範圍。你不是想喚醒民眾去剷除專制嗎？你就只能在你的思想武庫當中，選那些最能迅速地打動人心，最能激發人反抗衝動的兵器來揮舞。在二十世紀一十年代，陳獨秀們手中的新思想，全都是從西方搬來的，人道主義，進化論，科學和民主，諸如此類，大家都相信它們是最有效的思想武器，幾乎每一個投身新文化運動的人，都情不自禁會拉開嗓子，熱烈地鼓吹它們。不用說，魯迅倘要給《新青年》寫稿，也就只能講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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