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10)_王曉明

一〇

　　魯迅因到東京，一定有一種輕鬆感，他可以拋開家裡那些煩心的事，專心從事啟蒙了。可他沒有想到，就在東京，也有一連串煩心的事情等著他呢。

　　他早有一個辦雜誌的計劃，到這一年返回東京的時候，已經聚集了幾位願意撰稿的同志，經費也有人答應提供，於是他興致勃勃，設計封面，選擇插圖，最後連刊物的名字也決定了，叫做「新生」，一個標準的啟蒙主義刊名，可是，事情很快又變了，先是，一位撰稿人去了英國，音訊全無，原先答應的稿件，一個字也不見寄來；接著是那位答應出錢的朋友，支支吾吾地食了言，剩下魯迅和其他兩位不名一文的人，對著那些插畫和封面草圖發怔。當初辦雜誌的消息傳出去時，留學生中間便有人連聲譏笑、一位冒失鬼甚至當面來問：你們辦這雜誌有什麼用？現在是連雜誌也流產，什麼都不用回答了。

　　但魯迅並不洩氣。他一面在其他留學生辦的雜誌上接連發表文章，抒發那些他原想借《新生》來抒發的意見，一面又與也到日本來留學的周作人一起，籌借資金，尋找出版商，要將他們翻譯的那批俄國和巴爾幹作家的小說結集出版。經過一年多努力，書終於問世了，就是分成兩冊的《域外小說集》、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另一種形式的《新生》，倘能夠有影響，多少也可以彌補《新生》流產帶給他的失望。可惜的是，書的銷路很差，上冊印了一千本，下冊印了五百本，可上下冊加在一起。賣出去的還不到一百本。那堆積在寄售處庫房裡的剩餘的書。足以將魯迅內心又一次燃起的希望之火，徹底熄滅。

　　《新生》的流產和《域外小說集》的滯銷，向他清楚地展示了留學生活的暗淡前景。他在日本已經住了七年，最初的狂熱日漸消減。思想上的矛盾開始顯露出來，他也越來越容易懷疑和猶豫了。倘若在這時，能有實際的成績做出來，那還可以堅定原先的啟蒙信念，偏偏又接二連三地遭受挫折，就不能不使他為以後感到擔憂：接下去做什麼好？就這樣坐在公寓裡讀書、學德語？也就在這時，紹興老家又一次向他撒出網來：因為家中添了朱安，生計日艱：周作人又在東京讀書，還要和那位自本姑娘羽太信子結婚，急需接濟，母親希望魯迅能回國謀生，以養全家——前面已經路途茫茫，背後又生出這麼多牽制，兩方面一旦合了圍，留給魯迅的回旋餘地，也就沒有什麼了。一九〇九年八月，他離開東京回國，結束了十年的求學生涯。十年前他懷著尋找國家和個人出路的熱情離家遠行，可現在，他卻為承擔他其實並不願意承擔的責任而返回故鄉，當他站在輪船甲板上回顧那離得越來越遠的日本海岸線的時候，他的心情會是怎樣呢？我想，他一定清楚地感到了命運之神的嚴酷和無情吧。

　　〖第六章　待死堂〗

　　魯迅回到國內，先是在杭州的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擔任生理和化學教員。我見過他此時的照片：短髮，西裝，雪白的襯衫，系著領帶，唇上留著短短的胡髦，很神氣。這似乎正表現出他的心態，雖說是口園掙錢養親，畢竟還挾著一股東京生活的豪氣。你看兒個月以後，全校教員奮起抵制蠻橫守舊的新學監，他會那樣堅決地沖在前面，以至被人稱為「拼命三郎」，就可以知道他的銳氣還有多麼旺盛。

　　但是，這時候的清廷已經搖搖欲墜，社會各界一片黑暗，即使身在新式學堂，空氣也一樣濁重難堪，且不說官僚的壓制，小人的傾軋，就是那似乎應該真心未匯的學生，有時候也會使魯迅大吃一驚。有一次上化學課，在教室裡試驗氫氣的燃燒，他在講臺上放好一個氫氣瓶，卻發現忘了帶火柴，只好對學生們說：「我去取火柴，你們別去碰這個瓶子，一旦空氣進去了，再點火就要爆炸的！」可是，等到他拿了火柴回來，一點火，那氫氣瓶「嘭」地就炸開了，他手上的鮮血濺滿了雪自的西裝硬袖，也濺滿了講臺上的點名簿。到這時候，他才發現，原先坐在前面兩排的學生部早已移坐到安全的後排去了，他們是知道氫氣瓶要爆炸的！我真無法想像他當時看著這群學生的心情，說他們年幼無知罷，他們中有些人的年齡，早已超過了三十歲，那麼是存心捉弄教員？倘真如此，他還有什麼心情繼續給他們授課？直到多年以後，他在北京還屢次提起這件事，可見刺激是如何深。那火柴引爆的豈止是一隻氫氣瓶？它分明引爆了埋藏在魯迅心中的全部懷疑和不信任。

　　在杭州僅僅當了一年教員，他便離開，回到紹興的府中學堂去當學監。大河都那樣汙糟，小溝裡怎麼會乾淨，他在府中學堂教了不到半年，就已經想辭職了，實在是找不到其他的地方，才又勉強幹了一學期。到第二年夏天，他無論如何不想再幹了。他向上海的一家書店申請當編輯，還譯了一點德文書去應考，結果被拒絕了。他又托朋友往其他地方找飯碗：「越中學事，惟縱橫家乃大得法，不才如僕，例當沙汰。……而家食既難，它處又無可設法，京華人才多如鯽魚，自不可入，僕頗願在他處得一地位，雖遠無害……」一面是「家食」的逼迫，一面是「縱橫家」的排擠，他夾在這樣的縫隙之中，心情自不免消沉起來。他此時只有一個好朋友許壽裳，可以發發牢騷：「僕荒落殮盡，手不能書，惟搜采植物，不殊向日，又翻類書，苔集古逸書數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也。語氣間竟流露出一種淒苦。貧困和閉塞，向來是套在中國文人脖子上的兩根繩索，你有再大的志向，一旦飯碗被砸，就立刻會訪惶無措；縱有滿腹經綸，一旦溶入宵小狠集的角落，也就毫無辦法，徒然受氣。古往今來，多少有才氣有抱負的文人，被這兩根繩索勒得奄奄一息。你看魯迅，回國才兩年，心情思路都已經和作「拼命三郎」的時候大不相同。他自己也知道，有一次對許壽裳講述催周作人回國的事：「起孟來書，謂尚欲略習法文，僕擬即速之返，緣法文不能變米肉也，使三年前而作此語，當自擊，然今茲思想轉變實已如是，頗自憫歎也」，很明白自己的精神活力，已經被艱難瑣碎的生計之碾磨損得傷痕道道，就像十年前一樣，倘若不能掙脫出去，他多半又要被他深惡的紹興城吞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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