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9)_王曉明

九

　　可是，這僅僅是他的一面，他還有完全不同的另一面。既然參加了光復會，就要接受領導人的指派，有一次，一個任務落到他頭上，讓他也像徐錫麟那樣，回國去刺殺清廷的某位大員。他當時接受了。可臨動身前，他又去找那佈置任務的人：「如果我被抓住，被砍頭，剩下我的母親，誰負責贍養她呢？」這很令人掃興，一個刺客，怎麼能這樣顧慮重重呢？於是光復會收回成命，不要他去了。魯迅很愛母親，他對她將來的生活的顧慮，自然是真實的。但我想，他所以又回去問，卻恐怕不止是出於這一份顧慮。要做徐錫麟那樣的刺客，需要具備特別的心理素質，其中關鍵的一條，就是要能信賴集體，將自己完全交出去。魯迅雖有報國的熱情，卻不是一個願意將自己完全交給別人的人，原因很簡單，他不能無條件地相信別人。即便一時衝動，時間稍長，他對卑劣人心的體驗，對一切冠冕堂皇的東西的習慣性懷疑，勢必會一點一點瓦解他的衝動，使他重新猶豫起來。有一次在東京，他目睹一個反清團體的領導人，就在手下人進行軍事襲擊，隨時可能遭難的時刻，坐在那裡談笑風生，仿佛毫不在意，不禁「驚佩不至」，直到許多年以後，還一再對人談起。我夠想像他當時的震驚，處在他那樣的心境裡，恐怕任何人都會和他一樣，要從那可能已經喪命的手下人的立場，來重新審視所謂「犧牲」的意義和價值吧。我相信，正是類似這樣的重新審視，使他會對朋友這樣說：「假如煥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們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倖免！」」他對陶煥卿都如此看，怎麼可能義無反顧，跑回國內去當殺手呢？

　　魯迅雖然有種種充足的內心理由，但在當時那樣慷慨悲歌的氣氛裡，他又早作過「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宣誓，結果卻中途變卦，推卸使命，對人對己，總有點不大好交代。因此，這件事一直成為他的一塊心病，將近二十年後，他還不斷地為自己解釋。他多次對許廣平說：「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許問的，我卻要問，要估量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甚至坦率承認：「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刺激的結果。」這都是直接的解釋。有一次許廣平問他對暗殺的看法，他回答說：「一，這不是少數人所能做，而這類人現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該輕易用去；還有，是縱使有一兩回類似的事件，實不足以震動國民，他們還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氣是如此的，自己沒有做的事，就不大贊成。」這就是間接的辯護了。類似這樣的反對犧牲的活，他後來更一再說起，到三十年代還沒有停止。說實話，我並不相信他拒絕當刺客時，就已經想到了這麼多，它們多半都是他事後持續思考的結果。但也惟其如此，更顯出了他當時那份猶豫的強烈程度，榮譽感和使命感的壓力那麼大，到幾十年後還使他感到沉重，要竭力解脫，他最終依然拒絕當刺客，他內心的矛盾有多深，也就無須再說了。

　　當然，最能夠表現他這時候的行為矛盾的，還是他對婚姻的態度。他到日本不久，就接到母親來信，說已為他訂了親，女方名叫朱安，是按舊式規矩教養大的，不識字，也沒有見過他，但母親見了喜歡，便托人說媒，訂了這份親。這是典型的包辦婚姻，魯迅的第一個反應，自然是反對，要求退婚。母親的第二封信很快就來了，說不能退婚。魯迅只好後退一步，提出兩個條件，一要朱安放足，不再纏小腳，二要她進學校念書，學認字。顯然，他這時對自己的婚姻還抱著希望，即使不能自己選擇，也想儘量將它改造得符合理想。可是，母親的第三封信又來了，傳達了朱安的意見，一，腳已經纏了多年，放不大了；二，不願意進學校念書。事情到這一步，已經非常明白，從肉體到靈魂，朱安都是一個舊式女人，接不接受她，就看你的選擇了。魯迅沒有立刻回信，似乎是想推遲選擇。可沒過多久，一九〇六年夏天，母親的信又來了，說自己病重，要他速歸。他匆匆趕了回去，可一跨進家門，卻看見母親好好的，她沒病，誑他回來，是要他完婚：無論時間上，還是地理上，他都沒法拖延，必須立刻決定，你究竟接不接受這個荒唐的婚姻？

　　魯迅接受了，他如期出席婚禮，頭上還裝了一根假辮子；婚後第二天，也按著習俗隨朱安去娘家「回門」，似乎是願意儘量地符合禮數，但是，這並不表明他真願意屈服，婚後第三天，他就搬到母親房中去睡；再過一天，更乾脆離家遠行，回日本去了。這就很奇怪了，如此無情地棄妻而去，說明他井沒有放棄對理想婚姻的渴求，正因為這種渴求非常強烈，卻又遭到殘酷的打擊，他才會產生這樣決絕的報復衝動，可既然如此，他為什麼又要接受這個婚姻呢？他自己作過多次解釋。一是說不願意違背母親的願望，為了盡孝道，他甘願放棄個人的幸福。二是說不忍讓朱安作犧牲，在紹興，訂了婚又被退口娘家的女人，一輩子要受恥辱。三是說他當時有個錯覺，以為在酷烈的反清鬥爭，中他大概活不長久，和誰結婚都無所謂了。

　　我相信他說的都是實活。當他作出選擇的時候，他腦子裡正有兩個世界。一個是紹興家鄉的世界，它用多年積累起來的傳統倫理和習慣意識，在他內心造就一種甘於忍受的心境，以至他一旦返口家鄉，面對親人，心理上便很自然地傾向於擔任犧牲者的角色。另一個則是東京留學生活的世界，它刺激起他的血性，又灌輸給他那麼多理想和抱負，以至他一旦衝動起來，便情不自禁地粑自己想像成救國救民的志士。有意思的是，在他面對婚姻的時候，這兩個世界並非簡單地站在兩邊。一個誘使他接受，一個力主他拒絕，而是相反，它們彼此融合，互相滲透，一起把他推向朱安的懷抱。他決意為了盡孝而犧牲自己，當然是表現了傳統倫理對他的深刻束縛，但是，這不同時也表現出一種自信，一種有能力承擔犧牲的重負的自信。甚至是對這重負的不自覺的輕視嗎？你從這自信和輕視背後。是否又能看見那意氣風發的啟蒙心態的影響呢？他對朱安的憐憫，自然是表現了對弱小和無辜者的人道主義的同情，但是、他這樣將朱安娶來，又棄她而去，不同樣是造成她的不幸嗎？他所以想不到這一點，也正反映了以男性為中心的傳統倫理思路的影響吧。同樣，他預料自己活不長久而同意接受朱安，自然是表現了東京的激昂氣氛的刺激，但是，這同時又表現了一種深廣的悲觀，一種對個人幸福的不自覺的放棄。而在這些背後，那紹興的世界強加給他的陰鬱心緒，不也相當明顯嗎？他為這場婚姻舉出的三個理由，真是把他的內心矛盾的複雜性，表現得再清楚也沒有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