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8)_王曉明

八

　　再比方說，他寫那麼多文字來鼓吹進化淪，《人之歷史》是不用說了，像《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和《破惡聲淪》，只要講到歐洲和人類的歷史，他都一概描述成不斷進步的圖景。可是，一涉及中國的事情，他的立場就不同了。對中國的現狀，他是徹底否定的，什麼「本根剝喪，神氣旁皇」，什麼「膴膴華土，淒如荒原」，說得一無是處。可對中國的過去，他有時候卻相當推崇，譬如《文化偏至論》一開頭，他歷數從軒轅氏到元明時代中國與外國的種種比較，非常明確地斷言，中國人以往的「益自尊大」是「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於理極者矣！」過去好，現在糟，這不等於是說歷史倒退嗎？在另一處地方，他還這樣描述中國文化的變遷：「顧吾中國，則夙以普崇萬物為文化本根，……其所崇愛之溥博，世未見有其匹也。顧民生多艱，是性日薄，洎夫今，乃僅能見諸古人之記錄，與氣稟未失之農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難得矣」，這不正是一幅歷史沉淪的標準圖景嗎？就在西方的理論使他相信歷史必然進步的同時，對中國的現實感受卻使他不能不承認，中國的社會文化是在一路倒退。進化論講自然淘汰，本來包含對退化的關注，可魯迅對進化論的興趣，卻主要不在這一方面，在情感上，他對弱肉強食那一套理論，根本就非常反感。他更不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一他最看重的是中國的將來。因此，一旦他在中國的歷史當中找不到一個歷史必然進步的證據，這會對他對將來的樂觀期望，造成多大的威脅呢？還有比這更大的矛盾。他這時候正以啟蒙者自居，可他寫下的幾乎所有文章，都明顯表現出對於民眾的輕蔑，像「是非不可公於眾，公之則果不誠，政事不可公於眾，公之則治不郅」，像「人人之心，無不泐二大字曰實利，不獲則勞，既獲便睡，縱有激響，何能攖之？」簡直比尼采還要嚴厲。對民眾是否接受啟蒙，他更是沒有什麼信心，他甚至有一種相反的看法，以為民眾多半要迫害啟蒙者，從「一蘇格拉第也，而眾希臘人鴆之，一耶穌基督也，而眾猶太人磔之」，⑦到拜倫的「世輒謂之惡人」，雪萊的「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每當讚頌這些天才，他總不忘記特別去指出，他們是怎樣地為世人所不容。他還由此引申出一條規律，說大凡先知和啟蒙者，都難免要被人視為惡魔：「正如中國所謂叛道，人群共棄，艱於置身。」如此蔑視大眾、把他們對啟蒙的態度設想得這麼壞，我實在要懷疑，他又怎麼能維持住向大眾啟蒙的熱情。大概也就是這種對大眾的深刻的不信任，使他自我激勵的誓詞「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顯露出那樣雙重的意味，既是發誓獻身，卻又倍感孤寂。他甚至把承受孤獨判定為啟蒙者的一項必備的條件：「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我總以為，啟蒙者是不能對多數失去信心的，因為他的希望，他個人的價值，就正系在那個多數身上；他也不能把孤獨視為當然，更不能把它看成自己的永久伴侶，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孤獨正意味著他的無能和失敗。當然也可以說，魯迅這樣強調孤獨，是一種憤激之辭，他的本意，還是在給自己打氣，希望能借此更牢固地站穩啟蒙者的立場。可是，就在他用這樣的方法來增強自己的啟蒙毅力的同時，這方法也會不知不覺地將他引離開啟蒙的立場：「有從者則任其來，假其投以笑傌，使之孤立於世，亦無懾也」，對大眾的是否覺醒都無所謂了，哪裡還是一個啟蒙者呢？

　　再來看他對科學和物質作用的認識。一九〇三年他寫道：「工業繁興，機械為用，文明之影，日印於腦，塵塵相續，遂孕良果……」似乎只要物質進步了，社會的精神自然就能進步。他後來寫《說鉑》，寫《科學史教篇》，去仙台學習醫學，也都是表現了這種確信。可是，他對中國人的劣根性有那樣透徹的認識，實際生活又隨處可見種種遠非物質進步所能改變的病態現象，他對自己的確信，又禁不住要發生懷疑。尤其從仙台返回東京以後，更公開發表相反的意見：「縱今物質文明，即現實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逾度，傾向偏趨，……必將緣偏頗之惡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終以滅亡。」順著這條「搞物質而張靈明」的思路，他一直走到了替中國傳統文化大聲辯護的地步：「今世冥通神閟之士之所歸也，而中國已於四千載前有之矣！」他甚至替佛教辯護，反對佔用寺廟來開辦新學校：「事理神秘文化，決不為理科入門一冊之所範圍。」從《科學史教篇》的對於科學局限的承認，到《破惡聲論》的對中國傳統宗教信仰的讚揚，他走得如此之遠，現實中病態人心對他的刺激，實在太強烈了。

　　當魯迅坐在榻榻米上一支連一支地吸煙，伏案疾書的時侯，他大概沒有想到，他寫下的這些長篇大論當中，竟有這許多矛盾的地方。歷史究竟是進步的，還是不進步甚至倒退的？個人的價值究竟是在自己身上，還是在社會和別人身上？對一個性會的拯救來說，究竟是推動物質進步最重要，還是重建精神信仰最重要？他在東京的那幾位朋友，倘若有誰向他追索過些問題的答案，他多半要回答不出的吧，就在那啟蒙主義的樂觀信仰催促他拿出斬釘截鐵的回答的同時，另一種深藏的懷疑卻會伸出手來，在半道上截住它們。在那個意氣風發的啟蒙者的姿態背後，實際上是一顆被各種矛盾糾纏住的猶豫不定的靈魂。

　　靈魂的矛盾必然會在行為上表現出來。當時的東京，正是中國流亡者雲集的地方，許多反抗清朝的政治和軍事組織，都以這裡作為基地。其中有一個光復會，主幹都是浙江人，全神貫注於組織暗殺和會黨起義，在反清組織中，態度特別堅決。以魯迅當時的救國熱情，他很快就成為這些團體活動的積極參加者，演講會也好，討論會也好，常常都能看到他那雙專注的眼睛。他和光復會的關係尤其密切，光復會的實際領袖陶煥卿，就是他的熟朋友。到後來，他更加入這個組織，他的住所，也一度成為陶煥卿存放會旗、標識和其他重要物件的秘密地點。在同伴中間，他的情緒往往特別激烈。光復會會員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結果被恩銘的親兵剖腹挖心，消息傳來，他在東京的一次集會上慷慨陳辭，忽然聽到有人在一旁冷言冷語，更大光其火，從此對那人產生反感，久久不能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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