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傳(5)_王曉明

五

　　這裡的情形似乎要好一些，至少教員中沒有那麼多白癡。但是，魯迅的智力也在迅速發展，他很快又感到了不滿足。課堂上的功課，他幾乎不需要溫習，可每次考試，全班二十幾人中，他多半是第一名，這樣念書有什麼味道呢、他只好將眼光投向課堂之外，或者是買書報來看，或者是租馬來騎，在種種精神和物質的馳騁當中，發洩自己多餘的精力。可是，你進入新的社會天地，就會遇到新的麻煩。一位本家長輩見他讀西洋的小說和理論書，便神色鄭重地教訓他，弄得他很不愉快。學校附近滿族人聚居的旗營中的少年人，看見他一個漢人竟高高地騎馬踱過營門，便投來石塊和辱駡，使他立刻記起自己還是大清族的奴隸。他大怒了，揚鞭追趕那些擲石者，卻摔下馬來，跌得頭破血流。還有一次，他看見牆上貼著一個紙印的茶壺，順那壺嘴的方向望去，前面十字路口的牆上又有一個同樣的茶壺，他好奇極了，一路追蹤下去，直走到荒郊僻野，幾乎迷了路，才猛然醒悟，這大概是一個秘密組織的聯絡暗號，於是趕緊止步，轉身就跑。我想，這正是他在南京生活的縮影，在他四周，有種種有形無形的障礙阻擋著他，使他氣悶，使他不能夠率性而行。

　　兩年的時間一晃而過，魯迅在礦路學堂畢業了，先前那個老問題又攔住了他：以後怎麼辦？出路在哪裡？當時，出洋留學的風氣日益旺盛，許多在國內感覺氣悶的青年人，都紛紛出國求學。魯迅也想走這條路。可是，就像他當初只能進免費的水師學堂一樣，他現在也只能去爭取官費的名額，到離中國最近的日本去。那份拿著家裡的錢闊闊綽綽地遠渡重洋，到歐美去直接擁抱西方文明的機遇，與他隔得太遠了。

　　一九〇二年三月，魯迅東渡日本。先在東京的弘文學院學習日語，再到仙台的醫學專科學校學習醫學，後來又返回東京，住在公寓裡修德文，看雜書，直至回國，在日本住了七年多。日本民族是一個相當特別的民族，它的性格中混合著極端的自卑和自大。魯迅到日本去的時候，日本的國力正是逐漸強盛，獨霸東亞的野心也日漸膨脹，又剛剛在甲午海戰中殲滅了中國的北洋水師，舉國上下都彌漫著一股鄙視中國人的風氣，有的日本報紙就公然宣稱：「西洋人視中國人為動物，實際確乎不得不產生動物、下等動物的感覺，因此，他們（指中國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類的資格。」因此，魯迅在這個時候去日本留學，便不可避免地受到種種歧視和輕蔑。他走在東京的大街上，就常常遭受少年人的辱駡。你不但是生活在陌生人中間，而且是生活在陌生人的鄙視和輕蔑中間，請想一想，一個自尊自重的中國人，怎麼能忍受這樣的處境？何況魯迅又有那樣的早年記憶，紹興街頭閒人們的指指點點，當鋪裡高高在上的堂倌的奚落，還有那些從南京旗營裡擲出來的石塊和辱駡，都一齊會湧上心頭，將他推入更深廣的屈辱和激憤。

　　魯迅後來說過一句透徹的話：一個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難保別人不來打你的嘴巴。倘說這句話是凝聚了他一生的許多經驗，那他最初在東京見到某些中國留學生，恐怕是觸發他產生這個想法的第一批對象吧。日本人蔑視中國人，是因為他打敗了你，你除了自己振作起來再打敗他，沒有別的話可以說。可魯迅見到的許多留學生，偏偏又那樣不爭氣，非膽不從日本人的輕蔑中汲取自我警策的動力，反而以自己的種種乖行，不斷地證明那輕蔑的正當。就以與魯迅同住的留學生來說吧，有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響，塵上飛揚地學跳舞的，也有不遵守客店裡新老客戶循序洗澡的慣例，搶先鑽迸洗澡間，把水潑得四濺的，在這樣的日常小事上都如此令人討厭，其他的方面就更可想而知。一面是日本人的輕蔑的跟光，一面是這些同胞的不成器的醜態，難怪魯迅一拿到修習日語的畢業證書，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除了遠遠地避開這一切，他實在沒有別的辦法了。

　　仙台又怎樣呢，在仙台醫學專科學校裡，只有魯迅一個中國人，那些討厭的同胞的嘴臉，自然是可以免見了，但是，日本人那股蔑視中國人的風氣，在仙台同樣很盛。仙台報紙上的辱駕中國人的言論，一點都不比其他地方溫和，魯迅所在的那個班的學生中，也同樣有對他白眼相加，毫不掩飾的人。他考試成績中等，便有同學以為是得了老師的暗中幫助，於是託辭去檢查他的筆記，甚至寫信向他發出威脅。課間放電影，映到日本軍人揮刀砍殺中國人，而圍觀的其他中國人一臉麻木的時候，也有同學大聲地議論：「只要看中國人的樣子，就可以斷定中國是必然滅亡……」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這樣傲慢，魯迅初到仙台，就有教員熱心地張羅食住，任課的教授當中，更有藤野嚴九郎那樣滿懷善心的人，就是同班同學中，也有好幾位不滿意那些傲慢者的粗暴，特別站出來替魯迅辯護。但是，儘管如此，這些事情仍然給魯迅非常強烈的刺激，只要看看他與同學相處時的神態，便可以知道這一點。在大多數場合，他都不多說話，給人一種沉靜老實的印象。他也很少與同學交往，去劇場看歌舞伎，也總是獨來獨往，從不與人同行。即便那幾位曾經為他辯護的同學，聽說他要離開仙台，特地請他吃點心，合影留念，他真的走時，卻連這幾位同學也不通知，一個人悄悄離開了，全班沒有一個人知道。我不禁要猜想，他中斷在仙台的學業，固然有從文的動機，他在仙台過得很不愉快，種種刺激使他不願意繼續久居，恐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一個他自己也不大願意承認的潛意識的動機吧？一九〇六年初夏，魯迅返回東京，這時候他已經二十六歲了。用去了八年的青春，從中國到日本，又從仙台回東京，四處尋求生路，卻總是走不通，兜了一個大圈子，還是回到老地方：沒有錢，也沒有文憑，兩手空空，一無所有，他此後一生的命運的雛型，在這時候已經顯露得相當清晰了。

　　〖第四章　初皈神靈的狂喜〗

　　但魯迅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雖然不斷地陷入茫然失措的困境，他卻不以為然，經常還是興致勃勃，對將來充滿信心．他還年輕，正是充滿幻想的年齡，還不能充分領會艱難人世的含蓄的暗示，但我以為，他這時的自信的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他剛剛獲得一種強有力的精神支柱，正處在一個信徒初皈神靈時的情不自禁的狂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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