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12)_學達書庫

一二

　　實際上，當時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主張，也是為著當時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他們不想根本推翻這個不合理的制度，而只是把已經陳舊的門面粉刷一番。他們所看到的，除了槍炮不如人，輪船、機器不如人，主要的是政治制度不如人，認為這樣的狀態繼續下去，中國是要被列強所征服的。他們的辦法是所謂「富國強兵」，是「君主立憲」，是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辦法，來挽救那垂死的封建制度，而他們也就依靠著這舊制度保全了自己的地位，他們都盡心竭力地想尋找出一條保存封建主義制度的道路，同時也就是一條適合於自己利益的道路。魯迅針對這種情況，在《文化偏至論》裡，予以尖銳的揭露和批判：「有新國林起於西，以其殊異之方術來向，一施吹拂，塊新踣傹，人心始自危，而輇才小慧之徒，於是竟言武事。後有學於殊域者，近不知中國之情，遠複不察歐美之實，以所拾塵芥，羅列人前，謂鉤爪鋸牙，為國首事。」

　　魯迅又指出了改良派所主張的議會政治的真面目，由政客而變成議員，不過是千萬的「無賴之尤」：「蓋國若一日存，固足假力圖富強之名，博志士之譽，即有不幸，宗社為墟，而廣有全資，大能溫飽，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殺如猶太遺黎，然善自退藏，或不至於身受：縱大禍垂及矣，而倖免者非無人，其人又適為己，則能得溫飽又如故也。中較善者，或誠痛乎外侮迭來，不可終日，自既荒陋，則不得已，姑給他人之餘緒，思鳩在群以抗禦，而又飛揚其性，善能攘攘，見異己者興，必借眾以陵寡，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于暴君，至尤下而居多數者，乃無過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不願見諸實事，將事權言義，悉歸奔走干進之徒，或至愚鈍之富人，否亦善壟斷之市儈，特以自長營搰，當列其班，況複掩自利之惡名，以福群之令譽，捷徑在目，斯不憚竭蹶以求之耳。嗚呼，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由今之道，且頓變為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于興國何與焉。」

　　在這同一篇文章裡，魯迅又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誠若為今之計，所當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妥事抱枝拾葉，徒金鐵國會立憲之雲乎？」

　　魯迅的主張，在當時可以說是一種最激進的主張。

　　從整個的政治傾向上來看，無疑地，這時魯迅應該被認為是一個卓越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和熱烈的愛國主義者。他鄙視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他的社會觀點、政治態度、思想體系與資產階改良主義者不大相同。

　　他對於封建制度採取了不同於調和的態度。雖然在當時魯迅還沒有接觸到最革命的階級和接受最先進的無產階級思想，因為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生產狀態落後，還沒有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隊伍出現，致使他的思想受到限制。但是，不可忽視的是：魯迅早期思想的重要意義在於，這是一個充滿著戰鬥色彩的反封建主義和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天才思想的萌芽。

　　魯迅反對妄自尊大，反對盲目崇拜過去，徹底反對落後和保守，反對盲目崇拜外國——資本主義的反動文化，反對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採取阿諛逢迎、奴顏婢膝的投降主義態度，這是魯迅的愛國主義的鮮明的特點之一。在《文化偏至論》中，他提出了既要反對「抱殘守闕，以底於滅亡」的頑固思想；同時也反對「言非同於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於西方之術弗行」的奴化思想。他懷著熱烈的願望，提出了自己的理想：關於人的個性的解放。他主張：要救中國，必須喚起民眾。他認為「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然後「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更何有於膚淺凡庸之事物哉？」

　　魯迅的愛國主義特色，也表現在他對於文學藝術的觀點中。他反對文學藝術上的反動倒退的復古主義。

　　在《摩羅詩力說》中，他指出：「所謂古文明國者，悲涼之語耳，嘲諷之辭耳！中落之胄，故家荒矣，則喋喋語人，謂厥祖在時，其為智慧武怒者何似，嘗有閎宇崇樓，珠玉犬馬，尊顯勝於凡人。有聞其言，孰不騰笑？」他讚揚在人的自覺的基礎上發出來的反抗的聲音。「正覺之聲發，每響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響」。他提倡「摩羅詩派」，「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悉人之」。通過介紹雪萊、普希金、拜倫、裴多菲、密茨凱維支等詩人，以表達他自己對於祖國和人民的獨立自由的嚮往，而對於當時的人民還沒有覺醒起來的情況，魯迅則感到頗為寂寞。「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這就是他在當時的悲憤的情緒。他熱烈地期望著「精神界之戰士」的出現，來打破「中國之蕭條」。他焦急地在尋求，「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他想到了俄羅斯的偉大作家，卓越的戰士科羅連珂在《末光》中所描寫的，住在西伯利亞列那河畔「十二月黨」人的後代，期待著即將到來的春天的情景。魯迅結尾寫道：「然則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1908年4月，魯迅遷出了中越館，和許壽裳等五個人，合租了一所住宅，並取名「伍舍」。這所「伍舍」在東京本鄉區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號。這是一所頗為華麗的房子，曾是日本大文學家夏目漱石住過的，庭園廣闊，花木繁茂，整潔美觀。西片町離小石川區民報社不太遠，坐電車一會就到了。魯迅認識了章太炎，並且加入了革命團體光復會。章太炎當時正在主持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他當時發表在《浙江潮》和《民報》上鼓吹反清的一些文章，在留日的學生中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章太炎當時的名聲很大，他替反清革命家鄒容的小冊子作序，熱烈地攻擊清政府，因而被捕入獄；出獄後，到日本東京辦報和講學。

　　魯迅跟從章太炎學《說文解字》，這是因為魯迅嚮往他那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

　　就在魯迅跟著章太炎學習《說文解字》的時候，他又開始了他的計劃的第二步，著手把一些俄羅斯、波蘭、匈牙利、捷克的一些古典文學作品，介紹給中國的讀者。他花了很長時間收集材料，編印了兩冊《城外小說集》。他的這些工作，特別是關於俄羅斯古典作家和作品的介紹，對促進現代中國現實主義新文學的發展和成長，具有特別巨大的意義。這使中國人民最初看到了沙皇地主資本家統治下的俄國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特別是已經覺醒起來了的工人階級：他們正在行動起來，改變著歷史的面貌和他們自己的命運，他們是中國人民的極其生動的榜樣。正如魯迅後來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所說的：中國人民從「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裡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裡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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