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11)_學達書庫

一一

　　魯迅所選擇的革命道路和徐錫麟不同，採取的革命手段是文藝運動。

　　這件事過後，魯迅依舊住在中越館。秋天晚飯過後和幾個朋友步行到神田駿河台，跟一個因避難逃到日本的俄國革命党人孔特夫人學習俄文；但沒多久，由於陳子英退學走了，接著陶望潮又到長崎去秘密學習製造炸藥，也走了，於是學習俄文的事情就終止了。

　　魯迅仍然留在東京，和他周圍的幾個朋友，繼續他的工作，籌備出版文藝刊物。

　　魯迅的計劃，第一步是出雜誌。這雜誌的名稱都已經想好了，叫做《新生》——新的生命的意思；甚至連稿紙都印出來了。正當《新生》出版日期快要接近時，封面、插畫都準備好了，卻發生了周折，寫稿的人走了，出版印刷的資本家也逃走了，最後只剩下魯迅和他的兩個友人。於是，第一步計劃《新生》就這樣流產了。這對於魯迅的最初的文學活動，不能不說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他懷著滿腔的熱情和希望，迎接他的卻是無情的冷漠和失敗。

　　在當時的東京，雖然是中國進步的和革命的勢力活動中心，但同時也是一些保守的和反革命勢力的活動場所。進步的和保守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勢力在這裡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民主派，創辦了同盟會，出版了機關刊物《民報》。由當時在學生中有極高聲望的革命家章太炎為主編者之一。而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為首的保皇黨——君主立憲派的機關報《清議報》、《新民叢報》，也擁有一些讀者。魯迅從他最初的革命的文藝活動時起，就站在革命民主派最堅決最徹底的行列裡。但是，他所從事的文學活動卻沒有得到應有的熱烈反應和支持，所以《新生》的流產也就不足為奇了。

　　魯迅這時感到了社會的冷漠是可怕的，它既不表示贊同，也不表示反對，這是怎樣的寂寞呵！自此以後，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魯迅感到了「未嘗經驗過的無聊」。雖然第一步失敗了，但他又準備起他的第二步：翻譯介紹俄國的和東歐的（在當時所謂「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與此同時，他又為《河南》雜誌撰稿，這是一個當時已經出版的反清的革命刊物。

　　在既有的陣地上，魯迅宣傳他對於政治、文化和文學藝術的主張，以此來發揮戰鬥力量。

　　魯迅特別關注那些對於世界上進步的和革命的文學。當時，魯迅已經能夠讀日文和德文的書籍了；於是就從日文和德文入手，搜集了一些可作為翻譯介紹的材料。只要他的身邊有一點余錢，就要到神田的中西屋，日本橋的丸善書店，或是本鄉的南江堂這一些書店走走，看看有什麼合適的書籍和雜誌可買。他每次總是要買一兩本舊書和雜誌，有些在東京比較難得的書籍，他就托丸善書店到歐洲去購買。對於新出版的介紹俄國文學的雜誌，他特別看重，一到出版日期，就忙著去尋找。他買來後讀完，還要把裡面的文章拆下來保存，以免散失。他又通過查考德文、英文的書目，設法購買俄國、捷克、匈牙利、芬蘭、波蘭、保加利亞等國的作品。魯迅最喜歡俄國作家果戈理的《飲差大臣》、《死魂靈》、《狂人日記》等作品，這些書曾給予魯迅以極深刻的影響。另外，魯迅還喜愛和尊敬像高爾基、契訶夫、科羅連訶等作家，以及波蘭作家顯克微支，他還愛讀《你往何處去》這部書。

　　匈牙利的愛國詩人裴多菲的詩集和小說《絞吏之繩》的德文譯本，是魯迅特地委託丸善書店從德國買來的。

　　魯迅簡直把它們當作珍寶，時常帶在身邊。魯迅所喜愛的西方國家的作家如英國的拜倫和雪萊、德國的哥德和海涅。而對於當時日本文學中的自然主義的作品，魯迅並不特別注意。他只是愛讀夏目漱石和森鷗外的作品。對於日本文學，魯迅的注意力是放在當時日本的一些勤懇的西方文學的研究家和翻譯家的批評和研究的文章上面。

　　作為一個青年思想家，魯迅在當時已經顯露出自己的一些特色。他一開始就把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聯繫起來。當時的風起雲湧前赴後繼，推動著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走向高潮的人民群眾——其中特別是農民群眾反帝反封建的鬥爭要求，他們的思想情緒，在當時的魯迅的思想中和文學作品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

　　他的思想不僅客觀地反映著當時的現實，而且還強烈地反映出要改造這現實的傾向。在他的文學活動最初的時刻起，魯迅就把他的革命文學事業和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密切聯繫起來。在當時，東京的愛國主義情緒正在高漲，國際國內形勢咄咄逼人。《河南》雜誌在它的《發刊辭》上，說明該刊的發刊的目的時寫著：「因睹外患之迫於燃眉，遂不能不赴湯蹈火，摩頂斷腸，以謀於將死未死之時。」在這篇「發刊辭」裡，又寫道：「為生為死，即在今日。

　　為奴為主，即在今日！」魯迅就是在這種革命激情下，開始為該刊寫稿的。在任何一個革命鬥爭中，魯迅從來不是一個冷漠的旁觀者，而是一個積極的參加者。

　　他使文藝這支武器，用文藝的火花，在被壓迫民族人民的心靈上，燃起鬥爭的信念；促使被壓迫的人民覺悟起來，反對壓迫他們的壓迫者，把自己的祖國、自己的民族從瀕於滅亡的危險中拯救過來。反對壓迫和侵略，保衛自己祖國的獨立和自由，爭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這就是魯迅的文學活動最基本的中心思想。

　　由於他對一切壓迫者，侵略者總是抱著不妥協的反抗態度，熱情地參加人民革命鬥爭，以革命文學為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的解放事業服務，因此青年思想家魯迅和當時一切庸俗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家，淺薄的「富國強兵」論者，在思想上劃開一道截然不可逾越的鴻溝。

　　魯迅在1907年和1908年出版的《河南》雜誌上揭露了當時一些所謂的愛國志士，他們假借福國利民的美名，做著一些禍國殃民的壞事；而表面上好像是個決心為國犧牲的愛國者，但暗中卻準備去當亡國奴，他們就是後來的醜惡、無恥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前輩。中國如果真的滅亡了，他們也還是能夠苟延殘喘，並且混水摸魚，趁機撈上一把的極端自私自利主義者。這一群無恥的市儈，他們在還沒有覺醒起來的群眾面前飛揚跋扈，仿佛像個「英雄」，但是，他們一旦面對外國侵略者的槍炮或者錢袋，卻又表現為一個羼頭。他們和他們的後代有著十分密切的血緣關係。魯迅看透了他們的靈魂，並加以辛辣的嘲笑和攻擊，展開了不可調和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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