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傳第十章魂兮歸來(4)

第十章魂兮歸來(4)

　　不過，這種連動物界都具有的本能一樣的親子之情又確實太令人難以忍受了。有時，梁實秋還是要忍不住曲曲折折地表現一下他那「可憐的父母心」。在一篇題為《父母的愛》的散文裡，他的這種情緒得到了一次集中的渲泄：「父母的愛是天地間最偉大的愛。一個孩子，自從呱呱墮地，父母就開始愛他，鞠之育之，不辭劬勞。稍長，令之就學，督之課之，唯恐不逮。及其成人，男有室，女有歸，雖雲大事己畢，父母之愛固未嘗稍殺。父母的愛沒有終期，而且無時或弛。父母的愛也沒有差別，看著自己的孩子牙牙學語，無論是伶牙俐齒或笨嘴糊腮，都覺得可愛，眉清目秀的可愛，濃眉大眼地也可愛，天真活潑的可愛，調皮搗蛋的也可愛，聰穎的可愛，笨拙的也可愛，象階前的芝蘭玉樹固然可愛，癩痢頭兒子也未嘗不可愛，只要是自己生的。甚至於孩子長大之後，陂行蕩檢，貽父母憂，父母除了罵他恨他之外還對他保留一分相當的愛。

　　「父母的愛是天生的，是自然的，如天降甘霖，霈然而莫之能禦。是無條件的施與而不望報。父母子女之間的這一筆賬是無從算起的，父母的鞠育之恩，子女想報也報不完，正如詩經《蓼莪》所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願我複出，出入複我。欲報之德，吳天岡極』。父母之恩象天一般高一般大，如何能報得了？何況歲月不待人，父母也不能長在，象陸放翁的詩句『早歲已興風木歎，餘生永廢蓼莪篇』，正是人生長恨，千古同嗟！」

　　梁實秋把他心痛兒女、愛惜兒女的無限深情，全都凝結在這一篇「父母頌」裡，真是動人之極。但如聯繫到梁實秋的現實遭遇，讀者馬上又會想到：

　　父母對兒女的愛如此之深，要是硬把兒女從父母的懷抱裡奪過去扔進水火深淵之中，後果又會如何呢？——真是不堪推想！

　　梁實秋的兒女們到底怎樣了呢？一切盡在意料之中。

　　1949年，梁文茜沒有隨父母去臺灣，她不願意去。因為那時她正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讀書，是學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還是北大劇社的成員，正意氣風發地投身於「反迫害」鬥爭，再說，她也已結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翌年大學畢業後，她被分配做法院的審判員，成了新中國誕生後的第一代法官。她那時的心情是興奮的，展望前程，金光燦燦，對未來充滿了許多美好的憧憬和嚮往。

　　但沒有多久，她就知道自己完全弄錯了！在祖國大地上接踵而來的無數「政治運動」中，她的頭腦逐漸清醒了，弄懂了「政治掛帥」和「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等口號的確切含義。那時，每次「政治運動」到來時，她都會被拋到「風頭浪尖」上任由顛弄。寫檢查、挨批判，成了她的專利。經由無數次的「改造」和「批判」，靈魂象凍僵似的麻木了，什麼人性、尊嚴、道德、恥辱，什麼知識分子的抱負、才學、清高、操守、氣節，全是不值一錢的擦腳布，全都統統地見鬼去吧！這裡需要的只有阿諛逢迎、見風轉舵、兩面三刀、落井下石，這裡適於生存的是特殊土壤中生殖出的另一類生物！那時，她成為所有人見了都避之唯恐不速的罪人。罪名是什麼呢？很簡單：「梁實秋的女兒」！

　　連她的丈夫王立都受到了株連。王立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在延安上過「抗大」，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按理說是個響噹噹的革命派。但由於同「梁實秋的女兒」結婚，結果因此被開除了黨籍。

　　那些年，梁文茜一家象驚濤駭浪中的一葉小舟，被隨意撞擊，顛簸著。

　　1957年，她被戴上了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丟掉了法官的位置，被弄到一個房管局當會計。「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後，她又被趕到丈夫的老家——河北安國縣農村，當了種田、養豬的農民。1971年，丈夫突然患病，半身不遂，需人照料。經向上級部門申請，她被「批准」回家照料丈夫。因為下鄉失去了北京市戶口，這時她的身份變成了「無業遊民」。

　　時間一直到了1974年。中美關係自解凍之後，兩國的相互往來漸次增多。這年，有一個美國科學代表團到中國訪問，碰巧團員中有一位是梁實秋的親戚。梁實秋懷著僥倖的心理，委託這人到大陸後代為尋找一下一雙兒女的下落。

　　其間，中國大陸正處於「文革」的後期，其勢已成強弩之末，但「大批判」的聲威依然足以讓人膽寒。其時在「批壇」上縱橫馳騁、大出風頭的是「梁效」（按為北大、清華兩校的一個特殊「寫作班子」）。美國代表團抵達北京後，正好有參觀「兩校」的議程。在梁實秋的母校清華大學，那位親戚找到了梁實秋早年的老朋友，告知了梁實秋壓在心底幾十年的心願。結局是令人振奮的，那位親戚從北京帶回了兒女仍然健在的信息。

　　然而，得知這個信息的時間，正是程季淑——梁文茜、梁文騏的生母——逝世數十日之後。這又不免讓人心碎。心情複雜萬端的梁實秋，跌跌撞撞地奔向槐園。在亡妻墓前，他老淚縱橫、啼泣以告：「文茜找到了！文騏找到了」！

　　從此，隔絕音訊達三十多年的親人終於接通了聯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地的梁實秋思念兒女心切，連續不斷地把一封封書信寄往中國大陸。

　　而當時的中國大陸上，據說正是鶯歌燕舞、形勢大好。但人們心理深處依然是如履薄冰，膽戰心驚，誰都不敢「亂說亂動」。為了避免麻煩，梁文茜「不能不把父親的來信列為『絕密』」，因為「長揚出去說不定又會給她帶來新的災難。」而且，她還特別關照父親：寫給她的信，信封上一律要寫「王政收」。——王政，是她的兒子，梁實秋的外孫。那時，她每當估計到了父親會來信的日子，都要早早站在街頭上等候郵遞員。「因為在那個年月，『海外關係』是最容易惹事生非的，何況誰都知道她是梁實秋之女，而梁實秋則是眾所周知的『反動文人』。他唯恐信件丟失，只好苦苦地在街上恭候那綠衣使者。」儘管這樣，每當父親在信中問及她的生活狀況時，她的回答總是：「一切都好，不必掛念」。

　　艱難時世總有盡頭。當神州大地終於迎來了改革開放的年代時，梁實秋與他的兒女同整個民族一樣，命運和遭遇也發生了奇跡般的變化。

　　首先，梁文茜驚訝地發現，同是她這個人，但在別人心目中的價值和地位好似忽然改變了。她在當了長久的「無業遊民」之後，一下予即被委任為副主任律師，專門負責被好多雙眼睛緊盯著的「海外經濟方面的律師工作。」出席各種會議時，經常被主持者用熱刺刺的口氣介紹說：「這位是臺灣著名作家梁實秋先生的大公子」！使得她反倒感到很不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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