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傳第七章望斷故園(6)

第七章望斷故園(6)

　　四、自省與懷舊

　　在臺灣生活了一些年之後，漸漸進入老年的梁實秋在心理上發生了兩個顯著的變化。

　　其一是增強了反省意識。

　　梁實秋本來就是一個偏向於理性的人，年輕時即在文學上獨刺一幟地提倡「理性」與「節制」，視以強烈感情為基礎的浪漫精神若寇仇。現在，他經歷了複雜離奇的世變，有如俗話中所說的，該經的他都已經過，該見的他也都已見過，於是，一種自覺的反省心理不禁油然而生。

　　十八九歲時經歷的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至今在他心中仍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所不同于當年的是，那時他是「被那時代潮流挾以俱去的青年們之一」，也就是說，當時僅是憑了一腔青年人特有的熱情，不自覺地捲入於「時代潮流」之中的；而現在，他聲稱：「事隔垂四十年，我可以冷靜的回憶了。」梁實秋以新的眼光「冷靜」地觀照五四新文藝運動的結論，與當今我們望影景從的統一看法顯而易見地存在著較大的偏離。無論是觀察問題的視角，還是對具體問題的評價，他都另有自己的獨特思路。

　　對「新文藝運動」，他有這樣一個宏觀的評論——新文藝運動是以白話文運動開端的。我們的文言與口語，相差過遠，這當然是亟需改革的一件事。胡適之先生及其他各位之倡導白話文，因為合時宜，所以迅速得到成功。

　　至今無數人都在受益。胡先生是主張漸進改良的，他並不侈言「革命」，他在民國六年一月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其中並無「革命」字樣。首先倡言「革命」者，是陳獨秀先生，他的第一篇文章便是《文學革命論》。胡先生緊跟著寫《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加上「建設的」三字於「革命」之上，是有深刻意義的。「革命」二字原是我們古代的一個政治術語，「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後來引申其義，應用到其他激烈改革的事情上去，如不謹慎使用，可能流於誇大。就文學而論，自古至今，有其延續性，有所謂「傳統」，從各方面一點一滴的設法改進，是可行的，若說把舊有的文學一腳踢翻，另起爐灶。那是不可能的。即以文字改革而言，把文言與白話清楚的劃分開來便是一件很難的事。對於某些人，相當數量的文言已變成了他們日常應用的白話：對於另一些人，頗為簡易的自話可能還是和文言一樣的難解。胡適之先生寫《白話文學史》是有深長用意的，他的意思似是在指出白話文學並非是新的東西，它有它的歷史傳統，白話文運動只是那個良好傳統的延長。這樣解釋，白話文學運動便沒有多少「革命」的氣息了，可是在五四之後幾年，一般青年是喜聞革命的，是厭舊喜新的，所以對於白話文學運動中之嶄新的部分固樂於接受，而對於中國文學的傳統則過分的輕視了。其結果是近數十年來優秀文藝作品之貧乏。

　　在這一大段話中，除去辯證「革命」「改良」關係的內容不論外（梁實秋如此亟亟於「革命」與「改良」之辯，其實也懷有針對性極強的良苦用心），單是最後一句話：數十年來優秀文藝作品貧乏。這個說法恐怕就使我們感到太刺耳。

　　但梁實秋並非故意的「標新立異」，在這個問題上，他能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論及五四以來的新詩創作時，他說：

　　詩就是詩，體盡可不同，其本質無所謂新舊。猶之乎畫，畫就是畫，無所謂新畫舊畫。猶之乎音樂，音樂就是音樂，無所謂中樂西樂。但這是從藝術的基本原則上立論。實際上，藝術作品構成條件頗不簡單，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在在都影響到詩的內容與形式。新詩與舊詩的對峙，儘管在理論上不可通，事實卻分明擺在那裡。我的意思以為，舊體詩不是不好，是我們以後無法能再寫得好……新詩如有出路，應該是於模擬外國詩之外還要向舊詩學習。

　　而詩壇上的實際情況怎樣呢？「舊的一派，以為白話如何可以作詩；那簡直是胡鬧。新的一派則以為有了白話詩以後，如果再有人要作審音協律敷辭掞藻的詩，依『文學革命，觀點，都應該殺無赦。」梁實秋把這兩種現象都看作「無知」，他借用別人的話說：前者是「頑固的無知」，後者是「幼稚的無知」。

　　總而言之，回顧五四新文學，梁實秋的態度很明朗：方向是好的，而實際創作則很差，只有「少數在水準以上」。他在五四運動四十周年紀念前夕致詞說：「五四前後的新文藝運動，在今天看來，其主張是稍嫌粗疏一點，但是其指示的方向是不錯的。可惜我們的國家命途多舛，我們大家努力不夠，以至到了今天關心文藝的人不能不以慚驚的心情來迎接這個紀念日。」

　　一般而言，梁實秋老年時回顧自省平生經歷，主觀態度是非常冷靜、客觀的，心平氣和，據理而談：因此，即使其所持價值標準與我們有很大差異，他的許多談論也還是娓娓可聽，極富於啟發性。但是，一旦涉及到魯迅，他就會立刻變得不那麼冷靜、於和起來，發為評論，往往就顯得片面偏激，難以服人。

　　到臺灣後，他應約寫過一篇《關於魯迅》。這大概是他最為完整、系統的「魯迅觀」了。他大概自己也意識到情境有些尷尬了，說：「其實，我是不願意談論他的。前幾天陳西瀅先生自海外歸來，有一次有人在席上問他：『你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從旁插嘴：『關於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瀅先生和魯迅衝突於前（不是為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於後，我們對魯迅都是處於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

　　話是這麼說，然而他還是談了，而且談得很多。在正式的談之前，他還特地聲明：「我個人並不贊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按指臺灣當局一直禁止印行魯迅著作）。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拼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複如是。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搜集雙方的言論輯為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看誰說的話有理。」

　　應該說，梁實秋的這種想法原是不錯的。如能客觀地對自己以往與魯迅的糾葛作一番認真的反省和清理，也是有益的。問題是，他對魯迅的私憾太深了，以致在魯迅已去世二十多年後，猶不能出之以客觀、公允的態度。

　　談到魯迅其人其文，梁實秋說：「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亙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的洩憤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抵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裡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構成什麼體系，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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