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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地干戈(8)


  親炙張將軍的風範,梁實秋也複雅有所感。他以素描式的文字記錄道:「他有一個高高大大的身軀,不愧為北方之強,微胖,推光頭,臉上刮得光淨,顏色略帶蒼白,穿普通的灰布棉軍服,沒有任何官階標識。他不健談,更不善應酬,可是眉宇之間自有一股沉著堅毅之氣,不是英才勃發,而是溫恭蘊藉的那一類型。他見了我們只是閑道家常,對於政治軍事一字不提」。總而言之,在梁實秋眼裡,張自忠雖系一代名將,但應接之際,實不異于一普通平民。可梁實秋又深知,古往今來,只有那些「自奉儉僕的人方能成大事,訥澀寡言笑的人方能立大功。」巧言令色,冠冕堂皇,天天塗一臉雪花膏,渾身上下散發著或珠寶氣、或脂粉氣而能成就大事業者,古來無有。

  在張自忠將軍的軍營裡,梁實秋又渡過了一個難忘的戰地之夜:「我被引到附近一棟民房,一盞油燈照耀之下看不清楚什麼,只見屋角有一大堆稻草,我知道那是我的睡鋪。在前方,稻草堆是最舒適的臥處,我是早有過經驗的,既暖和又鬆軟。我把隨身帶的鋪蓋打開,放在稻草堆上倒頭便睡。一路辛勞,頭一沾枕便呼呼入夢。俄而轟隆轟隆之聲盈耳,驚慌中起來憑窗外視,月明星稀,一片死寂,上刺刀的衛兵在門外踱來踱去,態度很是安詳,於是我又回到被窩裡,但是斷斷續續的炮聲使我無法再睡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參謀人員告訴我,這炮聲是天天夜裡都有的,敵人和我軍只隔著一條河,到了黑夜敵人怕我們過河偷襲,所以不時地放炮嚇嚇我們,表示他們有備,他們沒有膽量開過河來」。

  不幸的是,就在梁實秋一行訪問過張自忠三個月之後,將軍率軍渡河援助友軍,陷入重圍後壯烈殉國。大將隕殂,舉國震悼。梁實秋在重慶聞凶耗後不由涕泗滂沱、悲痛不已。萬里勞軍,梁實秋精神震奮,深受教益。但是,其間也遭受過一次嚴重的精神挫傷,以至日後引為終生的憾事。那是他們由鳳翔抵達西安後。按照原定計劃,要由西安出發直到延安,要到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戰區內慰勞視察。對於延安,往日梁實秋只能從截然不同的兩種宣傳中加以揣測,到延安作一番實地考察早是埋藏在他胸中的夙願。所以聽說慰勞團的計劃內有延安之行,他格外興奮,不禁躍躍欲試。但正當他們束裝待發時,一封從延安寄到國民參政會、由毛澤東親自簽發的電報給梁實秋迎頭澆了一瓢冷水。電報的內容略謂:慰勞團中有餘家菊、梁實秋二人,本處不表歡迎,餘家菊為國家主義派,梁實秋則擁汪主和與本黨參政員發生激烈衝突,如必欲前來,當饗以高粱酒玉米麵。參政會接獲此電後,當即通知慰勞團取消了延安之行。

  喪失了唯一的一次赴延安考察的機會,梁實秋悵然若失,快快不樂者累日。他一方面為錯過機會而懊喪,一方面又為電報指責他「擁汪主和」而大惑不解,不知何所據而雲然。他抒發自己的苦悶說:「汪之叛國出走,事出突然,出走之前並無主和之說,更沒有任何人擁汪之可能。但是我因此而沒有去瞻仰延安的機會,當時倒是覺得很可惜的。」

  兩個多月的戰地軍旅生涯,應該是梁實秋平生的得意之筆。他在教科書編委會有同事李清悚其人者,工詩善畫,才華內蘊,曾在梁實秋生日那天賦詩祝賀,其中道:

  累卯中原系一匏,南船入蜀共西郊;
  三年接席酬青眼,四座推君解白嘲。
  奉使長安問鬥鼠,再生新月照函崤;
  歸來十萬平民策,莫使先生臥峽坳。

  詩中的「奉使長安」及「平邊策」等讚頌語,想來當與他前線勞軍及在國民參政會的工作有關。

  他的另一個「國學邃深」而又善詩的朋友也有一詩,意義與此相近。道是:

  戍火相逢三峽區,霜天臘八壽清壺。
  黑頭參政曾書策,為問蒼生蘇息無?

  五、北碚歲月

  梁實秋于1938年夏到重慶,經過幾番周折後,最後在北碚定居下來。雖然是在後方,他可也算得是經歷了火與血的「洗禮」。

  1939年5月3日,日軍空襲重慶市,炸死炸傷無數寓居於重慶的平民百姓。梁實秋惦念他的一位好朋友的安危;第二天冒險從北碚乘船來到市內,在臨江門夫子廟一帶親眼目睹了遭空襲後的慘像:大街上一長列蓋著草席的死屍,草席短,每個死屍的兩隻光腳都露在外面。在戴家巷二號朋友的客廳裡,他正在為死難者嗟歎不已,忽然防空警報又急驟的響了起來,其聲嗚嗚,令人驚心動魄。其時只有梁實秋和兩個女眷。緊急中不知該如何躲避,只好聚在客廳裡屏息待變。忽然一聲巨響,房檐一角坍下,灰塵迷漫,炸彈爆炸聲接連而至。抬頭觀看,四處起火。他們先是不約而同地鑽到一張大硬木桌底下,隨後恍然若悟,又一齊奪路逃出門外。這時,大街上已是一片混亂。有憲兵大聲吼叫道:「到江邊去,到江邊去!」組織人群疏散。直至黑天,梁實秋他們才隨著人流,摸索著爬下陡坡,到達海棠溪的沙洲上。坐在沙洲上,仰視重慶市,已是一片火海。直到午夜過後,火勢漸殺,才相率掙扎著爬上陡坡回去。這就是有名的「五四大轟炸」。

  還有一次,敵人的飛機到北碚偷襲,瘋狂地進行轟炸。這次梁實秋正呆在新村中國銀行的宿舍樓上。一開始,他沒有忙著躲避,還隔著窗子遙望天空,心裡暗數敵機的架數。忽然一陣嘯聲震耳,炸彈在眼前紛紛落下,房屋為之動搖,才匆匆從樓上跑下來。

  在那些危險、緊急的日子裡,梁實秋沒有受到傷害,但他親見或耳聞的許多血案,是他永遠難以忘記的。一次敵機偷襲北碚,他的一位同事被炸傷,隔江黃桷樹復旦大學的孫寒冰教授則被飛起的巨石砸死。他的老朋友吳景超告訴他,重慶大隧道慘案過後:「督郵街上數十輛大貨車運屍,全裸的與半裸的屍身堆滿車上,如同新宰的豬羊,有時從車上滑落一二具,一時也無人照管。」

  正是由於這種親身經歷,梁實秋對擴張性極強的日本民族印象是很壞的。甚至很多年以後,談起中華民族同日本人之間的「血海深仇」,他猶然憤慨不已、義形於色。

  但是,日寇的暴行適足以引起中華民族的同仇敵愾。正是在這種情緒的激勵下,梁實秋帶領他的同事開始了編寫教科書的緊張工作。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全套幾十本書全都如期完稿付印,然後源源不斷的供應到後方各地學校使用。談起這一工作,梁實秋是有些感到驕傲的:「抗戰期間我有機會參加了這一項工作,私心竊慰,因為這是特為抗戰時期需要而作的」。就貢獻而論,他無法與吒叱風雲、率領著千軍萬馬的將軍相比,但盡其所能的為抗戰做一些切切實實的實際工作,也算無愧於這個時代和民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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