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傳第六章大地干戈(4)

第六章大地干戈(4)

　　1938年7月，參政會在漢口舉行第一次會議。梁實秋偷偷地離開北京，在天津乘船轉道香港，又由香港飛赴漢口，總算如期到會。在會上，他以一介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積極發言，闡述自己的立場和對時局的看法。在參政會內部因多種力量相互角逐折衝而形成的複雜情勢下，不管自己的意見是否能真正發揮作用，但梁實秋對自己能獨立不倚，按照自己的意志「條陳國是，抨擊權貴」的表現還是滿意的：「雖然書生之見未必有當，但是已經代表輿論，略盡言責。」

　　正是在漢口期間，梁實秋遇上了早年的老朋友、時任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次長的張道藩。張道藩告訴他「政府不久就要遷到重慶，參政會除了開會沒有多少事做」，邀請他參加教育部「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的工作。委員會共分四組：總務組、中小學教科書組、青年讀物組、民眾讀物組。張道藩特地懇請梁實秋擔任任務最繁重的教科書組主任，任務是編印一套中小學教科書，以「供應戰時後方急需」。梁實秋缺乏這方面的工作經驗，本不適宜擔任這項任務，但他考慮到「既到後方，理宜積極參加與抗戰有關之工作」，只好硬著頭皮接受了下來。但他預先聲明：因為在國民參政會可領取一份津貼，因而主持編印教科書的工作屬義務性質，不再接受薪水。

　　至此，一心願意為抗戰救亡盡一匹夫之責的梁實秋，辛苦輾轉了一年之後，總算如願以償，找到了一個發揮才智、為國效力的相宜位置。

　　三、「與杭戰無關論」

　　為梁實秋萬萬始料所不及的是，正當他安下心來，準備踏踏實實做點有益於抗戰事業的實際工作時，一場聲勢頗大的論戰又以他為中心而展開了。梁實秋早就厭倦了文壇上許多無謂的爭論。自從到青島以後，對於一切以創作或學術為名而實際往往是遠遠偏離創作或學術的文壇糾紛，他一直是避之唯恐不速，不願以任何形式介入其間。至抗戰軍興，在他看來，更應該是消泯一切個人或黨派團體恩怨、舉國一致共同對敵的時刻，為此，他不避風波艱險，間關萬里，來到抗戰的大後方；又不辭零屑細碎，甘願放開往日的事業，轉而從事編印中小學教科書這類「抗戰急需」的工作。

　　然而，他還是趟響了地雷。真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沒有辦法！

　　事情是從他編輯《中央日報》副刊《平明》並在上面發表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在此之前，梁實秋主持編輯過許多刊物和報紙的文藝副刊。除學生時期和《新月》月刊之外，1927年，由張禹九介紹，他在上海編過《時事新報》的文藝副刊《青光》，自己還在上面開了個專欄，專寫「以諷刺現實生活為主」的千字以內小品，後來結集為《罵人的藝術》由新月書店出版。到青島後，他又遙領了《益世報》上《文學週刊》的編輯工作。從1935年到抗戰揭發前，他還在北京先後主持了《世界日報·學文週刊》和《北平晨報·文藝》兩個副刊的編務。如果連同他在清華學校讀書時的工作算起，梁實秋倒算得上是一個資深的報人。

　　1938年下半年，梁實秋輾轉來到抗戰的大後方重慶市，偶然中遇見了主持國民黨《中央日報》的程滄波，程當即邀請他為報紙辦一個副刊。梁實秋考慮到自己剛剛入川，教科書的編印工作一時難以開展，國民參政會內又很清閒，「除了開會無所事事多）能主辦一個報紙副刊，也未嘗於大局毫無補益。於是，便一口答應下來。自然，無庸諱言，梁實秋樂於接受這項事務，多少懷有知遇之感也是一個原因。他說：「我非黨員（按指國民黨），肯以編務畀我，盛情難卻。」

　　梁實秋主持的《平明》副刊，在這年的12月1日正式發刊。但副刊的發刊之日，便是他陷入重重矛盾糾纏之時。

　　問題出在梁實秋為副刊寫的一篇《編者的話》。正是這不足千字的一篇短文，造成了梁實秋日後無可挽回的「宣揚與抗戰無關論」的名聲。若事情屬實，梁實秋倒真是罪不可道的；在抗戰中而又主張宣傳「與抗戰無關」，雖不就等同于漢奸，但二者的區別也就相去一間了。不過，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呢？為存歷史本真，我們現把這篇《編者的話》全文引錄於下：

　　報館當局看見我現在還有一點空閒，教我來編副刊。照例應該說兩句話。副刊，一個人編是一種樣子，各人的手法眼光不同。我編副刊不只一次，總覺得若編得使自己滿意是很困難的。要別人滿意就更不必說。主要的困難是好的稿子太少。沒有好稿子，編者是沒有辦法的。編者自己不能天天動筆寫文字，寫出來也未必就好。當然所謂好與不好，這標準只好憑編者的眼光來定。這一對眼睛也許是明察秋毫，也許乾脆是瞎的，但也只好如此。報館的人請副刊編輯是用什麼眼光，我不知道，我揣測報館請人編副刊總不免是以為某某人有「拉稿」的能力。編而至於要「拉」，則好稿之來，其難可知。這個「拉」即是「拉夫」之「拉」，其費手腳，其不討好而且招怨，亦可想而知。拉稿能力較大者即是平夙交遊較廣的人。我老實承認，我的交遊不廣，所謂「文壇」我根本不知其坐落何處，至於「文壇」上誰是盟主，誰是大將，我更是茫然。所以要想拉名家的稿子來給我撐場面，我未嘗無此想，而實無此能力。我的朋友中也有能寫點文章的，我當然要特別的請他們供給一點稿子，但不是「拉」，我不「拉」。

　　自己既不能寫，又不能「拉」，然則此後副刊的稿件將靠誰呢？靠諸位讀者。

　　讀者諸君，你們花錢看報，看到我們這一欄，若是認為不好，你們有權利表示不滿。但是我想，廣大的讀者是散佈在各地方各階層裡的，各有各的專長，各有各的經驗，各有各的作風，假如你們用一些工夫寫點文章惠寄我們，那豈不是充實本刊內容最有效的方法麼？選擇編排是我的事。稿件的主要來源卻不能不靠讀者的贊助。我們希望讀者不要永遠做讀者，讓這小篇幅做為讀者公共發表文字的場所。

　　文字的性質並不拘定。不過我也有幾點意見。現在抗戰高於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微不同。於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至於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此其一。長篇的文章，在日報的副刊裡是不很相宜的，所以希望大家多寄一些短的文字，不過兩千字最好。並且我有一個信念，以為文章寧簡短，勿冗長，我想在提倡「節約」運動的時候，大家一定也贊成。此其二。稿子寄來，我准細心看；若不登，附有郵票者准寄還；若登得慢，別催。此其顯而易見，這篇文字通篇談的都是編稿、拉稿與約稿。當然也發了一通感觸，但都是泛泛而論，不足為奇。唯一似有不平之處，是關於「文壇」「盟主」「大將」的議論，但細讀之下即可了然，也並非針對什麼具體人而發。說到底，不過是發發牢騷，文人做文章的慣伎而已。

　　但即刻引起了左翼文化人士的警覺。五天之後，重慶《大公報》刊出了羅蘇的一篇文章。題目極其醒目，是《「與抗戰無關」》，簡括而且有力。文章鍛煉周納的功夫也極可觀。全文如次：

　　「標新立異」雖說是表示「與眾不同」，其實也還是屬「投入所好」的一類的。因為人大抵是喜愛新鮮的，看慣了紅顏色的人，就喜歡看點白的，吃慣了葷菜的，就想去吃一頓「菜根香」，也正如睹場上的壓冷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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